三、“窄門”以里的歷史與人性圖景

《兄弟》的主旨，余華在小說簡短的《后記》中已經說得很明白，是要展示“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的“一個中國人四十年的經歷”。因為在這個被濃縮了的四十年中，中國人跨越了“兩個天壤之別的67時代”，經歷了“生活在裂變中裂變”，“悲喜在爆發中爆發”的“恩怨交集”“自食其果”的命運……顯然這是一個大命題，是孕育著宏大結構與偉大戲劇性氣質的命題。然而僅僅是作為理念的話，這還不能說明什么，關鍵是看在對歷史認知方面，有沒有自己的新角度和新發現。《兄弟》顯然承續了余華以往對暴力主題的敘述嗜好，但不同在于他將這暴力“歷史化”了——放在了更加廣闊、具體和真實的歷史情境之中。我想這應該是他的“高尚的作品”趣味的延續和深化。因為他早期更多的是在哲學的意義上書寫暴力，比如《現實一種》這樣的作品，其對暴力的書寫無疑是深刻的，但又是在“抽象人性”的意義上的書寫，沒有太多具體的歷史所指，因而可以看作是一些“虛偽的作品”。另一些如《往事與刑罰》《一九八六年》等，則有了具體的歷史所指，但又因為敘述的整體上的“晦澀”，而難以被讀者進入。而現在，他要堅定地將這歷史的暴力細膩和赤裸裸地展現出來，盡管只是使用了詼諧和喜劇性的手法。

正面地寫集體的、制度性的、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的暴力，寫在暴力記憶中人的童年和成長，并且要顯現這暴力對他們長遠的影響，這是一個更具輻射力的主題。首先是“普遍的暴力”，余華沒有匆忙地和道德化地依據暴力對人群進行“善”與“惡”的界分，而是從人性與歷史的深處，對其原生性和普遍性進行探討。在《兄弟》中，暴力是從孩子就開始的，李光頭和宋鋼兄弟，從小就生活在孫偉這伙比他們更大的中學生的暴力中，他們幾乎每一次碰面，對李光頭來說都是一次噩夢。他們使用的“掃蕩腿”，是這群未成年人中間通行的暴力符碼，而這個暴力的“對稱話語”就是那句“問蒼茫大地呀——誰主沉浮呢？”的詩。這是很有意味的，革命的邏輯被庸俗化之后，生發出來的是不可阻擋的暴力意志，以及這種意志的災難性的合法化。一旦帶上了“紅袖章”，便意味著取得了施暴的特權。李光頭一方面生活在“掃蕩腿”的陰影里，一方面又在接受和模仿著這種暴力，當宋凡平死后，他的暴力欲望和他的年齡一起迅速增長，他開始和孫偉一起在大街上隨意踢打那些“帶著高帽子”的人，直到有一天孫偉的父親也被帶上了高帽子，孫偉自己也被“紅袖章”們在推掉其長發時，絞斷了其脖子上的動脈。在這里，暴力完成了它的循環與承接關系，暴力派生出了暴力，暴力報復、摧殘和消滅施暴者。作為暴力循環的犧牲品，孫偉父子的形象是很有意思的：他們原本都是他人的虐待者，在虐待他人的時候，他們從無任何反省和自我意識，他們是沒來由地對別人施暴的，所以當這暴力循環到他們身上的時候，也同樣是沒有來由的，突如其來的。奇怪的是當他們一旦成了被虐待和被施暴者，他們突然變得可憐和無辜起來。當孫偉慘死，這個原來令人生厭的中學生一下子變得可憐起來，他原來的那個曾尖酸刻薄惡語傷人的母親，也由于這突然的刺激而瘋掉了，一個家庭完全陷于破碎，孫偉的父親，這個原來宋凡平的看管者，也突然變得有了靈魂和自我意識，成了一個悲憤的受難者。小說中關于他自殺一幕，甚至是十分悲愴和感人的——

……這時候他正式決定自殺了，這個想法讓他腦子里的疼痛立刻消失了，他的思想也立刻健康了。

是什么原因使他突然出現了“靈魂回棲”和良知發現的奇跡的呢？是被施暴。是這個角色的轉換和顛覆，使他突然體驗到了暴力的可怕，

這時，受難的處境使他的靈魂獲得了凈化，也在道德上拯救了他。這應該是余華所堅持的一個對歷史和人性的哲學認知：第一，暴力與其循環邏輯是同時誕生的，施暴者終究會因為暴力的循環而受害，在這個意義上，暴力之下沒有贏者；第二，一旦進入了暴力的邏輯，泯滅的人性不會自我發現，只有當其遭受到暴力循環的報復的時候，他才會重新找回自我意識。但這已經無濟于事，暴力將因為血腥而繼續循環下去，這就是孫偉父親在自殺時最后的愿望：

……他砸下去了第二下，鐵釘似乎又插進去了一些，似乎碰上腦漿了，他的思維還在活動著。他最后想到的是那些戴紅袖章的惡棍們，他一下子仇恨滿腔怒火沖天了，他瞪圓了眼睛，在黑

暗里對著假想中的這些紅袖章，瘋狂地吼叫了一聲：

“我要殺了你們！”

這就是暴力本身那延續不斷的邏輯，在一個生命即將終了時所埋下69的循環的種子。顯然，余華對暴力的描寫，似乎具有了更加具體細微和現實可信的特點，這與他早期對暴力的概念性書寫相比有了微妙的不同。但是，與“窺視”和“圍觀”相比，《兄弟》中的暴力主題書寫仍顯得遜色，雖然余華極盡能事，給人的印象還是有些“強弩之末”之感。不過，他似乎還隱約揭示出了這樣一個關系：歷史的暴力正在派生著今天的生活與道德邏輯——透過他敘述的窄門，我們似乎也已依稀看見了里面的風景，那個十來歲就過早地叫嚷自己有了性欲的、十四歲就偷窺女人如廁的李光頭，那個注定要游蕩在社會和道德的邊緣處的人，又終于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富有和最風光的人。他坐在鍍金馬桶上，暢想著用兩千萬美金，乘坐俄羅斯聯盟號宇宙飛船來一趟太空之旅，這個開頭已經預示著他以一個無賴之身，終于躋身到了下一個時代的顯貴人群，這是既歷史的諷刺，當然也昭示著今天道德的淪喪和價值的翻覆。與之相對照的，那個憨厚誠實、從小就懂得忍讓的宋剛，則早早地去往了另一個世界。而這就是余華所說的，“相當于歐洲四百年”的當代中國的四十年的歷史！這個歷史不但有著不可思議的人性與道德的容量，而且正以其驚人的遺忘速度，而顯示著這歷史的滄桑翻覆的漫長。某種意義上，今天人們對金錢與權力的崇拜和對道義的蔑視，也正是來自這樣的一種翻覆與遺忘。我不知道，《兄弟》的下半部會不會著力來顯現這樣一個歷史和道德批判的命題，如果有，我相信應該是這樣一個命題——“兩個時代”之間雖然有如此巨大的天壤之別，但其內在的邏輯上，又實在是一脈相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