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19)

　　陳奎元同志在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則對中央領導同志關于繼承與創新的賀信精神，作了深刻而明確的解讀與闡釋。他指出：“大會上宣讀了長春同志和云山同志的賀信，體現了中央領導同志對詩詞創作的要求和對詩詞工作者的希望。云山同志在賀信中說，‘希望廣大詩詞創作者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繼承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反映當代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這幾句話指出了詩詞工作的方向和使命，詩詞創作者和廣大文藝工作者應當認真思考這幾句話的含義，努力創作符合中華民族文化神韻而不是粗陋庸俗的作品；體現當代政治風貌而不是傷風敗俗、誤人害世的庸劣作品。”這些振聾發聵的話語，應當引起我們的警醒。

　　中國作協黨組、領導和機關，對中華詩詞事業和中華詩詞學會的工作，給予了一以貫之的關心、厚愛與支持。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冰同志，在中華詩詞學會“三代會”上的致辭，是科學發展觀和中央領導同志指示精神在文學創作領域的生動體現。李冰同志對中華詩詞學會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對中華詩詞事業的繁榮發展寄予了殷切期望。他指出：“傳承我國優秀詩詞傳統，繁榮當代中華詩詞，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時代和人民在呼喚更多優秀詩詞作品問世，期待當代中華詩詞振興。”他針對性地提出了四點希望：第一，希望積極反映當今的時代；第二，希望傾心錘煉詩詞精品；第三，希望大力推動海內外交流；第四，希望認真學習新詩的優長。

　　李冰同志指出：“在我國幾千年的詩歌發展史上有過多次嬗變，這也是我國詩歌長盛不衰的一個原因。舊體詩詞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和優秀的藝術傳統，在當代仍有著頑強的藝術生命力和廣泛的群眾基礎。而20世紀新詩的誕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成果。近百年新詩的發展，也產生了一批代表作家和作品。舊體詩詞與新詩是詩之兩翼，應該各揚其長、各美其美。希望舊體詩詞和新詩互相學習借鑒，共同鑄造中國詩歌的輝煌。”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黨和國家的親切關懷下，有黨的文藝方針的指引和中國作協的正確領導，有中華詩詞學會和廣大詩友的戮力同心，中華詩詞這一深深植根于民族沃土的藝術參天大樹，一定會沐浴著新時代的春風、陽光、雨露，枝繁葉茂，生機勃勃。舊體詩詞與新詩都將沿著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統一的藝術發展必由之路，互相學習，揚長媲美，比翼齊飛，共同促進中華詩國的發展繁榮。

　　詩與時代

　　詩歌與時代、百姓、語言之關系

　　謝 冕

　　今天上午的議題是詩歌標準問題。中國作協在北戴河召開“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令我感動，在我印象中，由中國作協召開詩歌理論研討會沒有過。我覺得中國作協過去對詩歌不是十分重視，現在開全國性會議，有這么多朋友參加，是非常讓人鼓舞的一件事。高洪波是1980年在南寧見面，“南寧詩會”由幾個高校聯合召開，基本是民間狀態。整整三十年了，中國詩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三十年后的今天，這么多朋友在一起交流新詩存在的問題，發展的前景，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詩歌從未在中國文學藝術中缺席，而是充當了非常活躍的角色，在新時期以來的各個階段都帶動和促進了其他文學樣式的發展。新時期如此，新世紀也是如此。

　　其一，在中國文藝的轉型中，朦朧詩的出現，對新時期文藝的創新和探索，意義十分深遠。其二，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詩歌始終堅持清貧的狀態，詩人們始終堅持詩歌藝術的純粹性。在所有的文學樣式中，藝術品質保持得最好的是詩歌。詩人也受到了物質的、物欲的引誘和干擾，但在所有藝術當中，詩歌是最清純的。其三，詩歌的民間活動從未像現在這樣蓬勃活躍。公開發行的詩歌刊物除了正式的上半月刊以外，都出版了下半月刊。無數的詩歌民刊、詩歌選本多得讓人眼花繚亂。每年都有多家出版社在出年度詩選。楊克堅持編了十一年的“新詩年鑒”。各種各樣的詩歌活動太多了。企業家和官員也參與到詩歌的寫作和出版中來，詩歌的寫作和出版波及到身居官位的人，他們對詩歌作了非常多的貢獻。這些都在證明，我們的詩歌充滿了活力。在眾多文學藝術形式中，詩歌是最有生機的一個。

　　我們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中國作協召開這個會適逢其時。當下詩歌眾說紛紜，有迥然不同的評價，一個是好得很，一個是糟得很。說“好得很”的大多是詩人自己和詩刊主編，是編詩和寫詩的人，說“糟得很”的是廣大讀者。我的態度，既不是好得很，也不是糟得很。我始終對詩歌狀態不滿意，持批評的態度，詩歌應慎言繁榮。在一次會議上，我講到有些詩正在離我們遠去。有人批評我的態度，說，不是一些詩離你遠去，而是你離詩遠去。今年我也有一篇短文《

　　奇跡沒有發生 》。我期待著奇跡的發生，但是沒有。

　　我要講講我的批評。一、新詩過于沉溺于私語狀態，自說自語，新詩的多數寫作者不關心自己以外的生活和社會。我們的時代是非常豐富的，甚至可以說是偉大的，中國的社會正面臨非常巨大的變化，而詩歌寫作幾乎是與此相游離、相脫節的，有時甚至是無動于衷的。有人要追問我：你究竟要詩歌干什么？詩除了抒發性靈之外還要做什么？我們過去講文學為政治服務，這固然不好，那么文學與政治不發生關系就好嗎？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事關民生的大事情，詩歌不與它發生關系，就好嗎？杰出的詩人都是站在他的時代前沿，用自己的詩歌高度概括時代，讓人們通過詩歌看到時代精神和精神所達到的高度。郭沫若概括了“五四”時代精神，他的《

　　鳳凰涅槃 》表達了那個時代的狂飆精神。艾青也是這樣的詩人，他的“太陽”也好，“火把”也好，都是中國人追求光明，把黑暗拋在身后這種精神的象征，表達人民不斷抗爭、爭取民族自由、民族獨立的愿望，高度濃縮了時代精神。可以說，50年代是特殊年代，50年代的政治抒情詩體現了那個時代非常昂揚的激情。80年代，舒婷這一代詩人，用他們的詩歌概括了80年代中國人的夢想與希望。批評舒婷的人說她寫的是“小我”，頹廢的、軟弱的。但她所表達的美麗的憂傷，概括了一代青年的普遍的心理。這就是詩歌與時代的關系。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重大變革的時代，那些詩能讓人通過它看到時代濃縮的影子。寫個人情感的詩歌，必定要有一個渠道通往大眾的心靈，引起大眾共鳴。我不滿意的第二點：詩和語言的關系。詩人濫用口語。語言的美麗降低到零點。詩是語言的精粹，最美的語言都在詩中，因此詩歌被稱為“文學的皇冠”。寫詩的人應該知道，每個字每個詞都是要千思萬慮考慮出來的。我從青年時代起就愛詩，但怕寫詩。而現在的詩歌怎么變得那么容易寫了呢？對此我不理解。我們應該大呼一聲：趕快停止詩歌語言的鄙俗化，讓詩歌回到精致、精煉、精美上來。詩絕對不是到語言為止，而應是到境界為止，到韻味、胸襟、精神為止。自由，自由，自由，我贊同楊克的意見，詩是最不自由的。

　　談到詩歌標準。標準是很難建立的。不存在標準。在沒有主潮的時代談主潮，在沒有權威的時代談權威，在沒有標準的時代談標準，怎么辦呢？今天談標準問題，是因為標準有重新提出的必要，有焦慮。我們正處在焦慮當中，我不清楚怎么擺脫焦慮狀態。

　　我們今天是有好詩的。譬如史鐵生《 遺物

　　》：“如果清點我的遺物，請別忘記我的老樹。我的希望在那兒生長，又在那兒凋零，萌芽、落葉都是。如果清點我的遺物，請別忘記我的那片天空，我的生命從那兒來，又回到那兒去。”他是用生命來寫這首詩的，個人特殊的人生經歷和感悟在詩中得到了深度的提煉。他的語言也是空靈的，在節奏、韻律上是考究的。這首詩就發表于《

　　詩刊 》2009年2月份下半月刊。可見，確實有好詩，但還未被發現。

　　( 本文系編者根據現場記錄整理，未經作者本人審閱。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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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本質與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