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作家專刊——郭沫若
經典的魅力在于偉大作家們的創作實踐、人生歷程、理念哲思和學術思想，蘊含著豐贍而持久的闡釋可能與意義空間。“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為接力承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光榮傳統，展示當代文學成就與經驗，弘揚經典作家的當代價值，本報決定重啟“經典作家專刊”，以每期四個版的容量，以“作家印象”“文學地理”“重讀經典”“文史鉤沉”“學術視野”“域外傳真”等專欄，深入體察作家和作品背后的歷史緣由，重新發現與考辨豐富復雜的史料細節，以富于學理和學術性的文字，繼續向各界讀者揭示中國現當代文學名家熠熠生輝的持久魅力，為當代文學創作提供更多營養，向全社會彰顯更多屬于文學的精神感召和審美力量，為建設文化強國發光發熱。
——編者的話
【郭沫若年表】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樂山縣沙灣鎮一個地主兼營商業家庭。
1897年，入家塾“綏山山館”讀書。
1906年春，入樂山縣高等小學學習。
1907年春，因反對教師專制，被學校開除，經斡旋返校；夏，升入嘉定府官立中學堂。
1909年秋，因參加罷課，請求校方與當地政府交出懲辦打傷同學的肇事者，被學校開除。
1910年春，進省城成都，插入官立高等分設中學堂。
1913年春，考入官立高等學校正科二部九班。夏，被天津陸軍軍醫學校錄取，未就學。
1913年底，在大哥郭開文資助下赴日本留學。
1918年夏，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
1919年夏，與留日同學響應五四運動，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創作的詩歌《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爐中煤》等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引起中國詩壇關注。
1920年，與田漢、宗白華的通信輯為《三葉集》出版。
1921年6月，與成仿吾、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創造社；8月，第一本新詩集《女神》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1922年5月，主持創辦的《創造》季刊問世。
1923年春，自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獲醫學學士學位。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岡翻譯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系統了解，從此逐步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1926年3月，應邀赴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結識了一批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7月，隨國民革命軍北伐，先后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
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夕，撰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8月，參加南昌起義，撤退途中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2月，為躲避國民黨政府緝捕，經周恩來同意，在中共地下黨掩護下離開上海赴日本，定居千葉縣市川市，行動受日本憲警監視。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將《少年維特之煩惱》版稅捐給“左聯”作基金；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之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
1931-1936年，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金文余釋之余》《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古代銘刻匯考續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等著作。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歸國參加抗戰；8月，主辦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離開上海，到香港、廣州活動。
1938年1月，抵武漢，組建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4月就任廳長；年底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撤退至重慶。
1940年，辭去三廳廳長，改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
1941年11月，文化界開展“紀念郭沫若創作生活25周年暨50壽辰活動”。
1941-1943年，完成歷史劇《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
1944年春，完成論著《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定為整風學習文件。
1945年2月，草擬《文化界時局進言》，呼吁民主政治。
1946年1月，出席政治協商會議；5月離重慶抵上海；6月赴南京參加國共和談。
1947年11月，由滬赴港。
1948年4月，因考古學領域的成就，被推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年末赴東北解放區，籌備新政協會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當選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10月，任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1951年12月，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
1954年9月，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58年10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
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
1978年春，抱病出席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6月12日，因患大葉性肺炎長期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經典作家——郭沫若】
郭沫若是當之無愧的當代中國的文化巨人，聞名海內外，受到廣泛的尊重。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近年以來，在和一些作家和學者談到郭沫若時，似乎總感到，有些人說到郭沫若，表示一種不屑或者惋惜的口氣，甚至帶著幾分揶揄或挖苦。海外也傳來某些學者類似的聲音，甚至頗有點身份的文化人也提出重新認識郭沫若的問題。一個偉大人物，總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時，做非常之事，因此總是有譽有毀。世上沒有什么完人，偉大的人物更無例處。研究歷史人物總要“知人論世”，不明其世，怎知其人？對郭沫若，我也以為應該知人論世，要遵循以下幾點原則……【詳細】
不論《女神》還是史學研究、古文字研究都是在日本完成的，《女神》誕生于日本留學時期，史學研究完成于流亡時期。這兩個時期對中國來說正是內憂外患、社會動亂且中日關系日益緊張的時代。對郭沫若來說也是極度艱難的時期，但在這樣的時代狀況中他的愛國憂國之心從未動搖過，他利用日本當時的文化環境，孜孜不倦地汲取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藝術，打下了中國現代新詩的基礎，以科學的態度及方法開辟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他的一生伴隨了現代中國的發展歷程，也為我們提示了豐富的人生經驗。【詳細】
郭沫若擁有豐厚的人文學識和文化素養，杰出的學術建樹與超卓的詩性創造力在他的文化人生中得到了融合與互補。他的智性與詩性、才具與才情臻于圓融，堪稱是一位完整意義上的文化巨匠。郭沫若的形象有時給人以分裂之感，但他作為文學家與學問家的形象是彼此抱合的，因此他被視為一個“球形發展”的天才式人物，也就是說，其卓越才能在多個領域都得到了全面發揮。倘若不能準確深入地把握其精神人格的完整性，就會簡單地將其歸結為主體的分裂狀態。本文嘗試分析的，正是郭沫若作為詩人與學者在精神人格和文化形象方面的統一性和完整性。【詳細】
20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波瀾壯闊的世紀，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世紀。在這群星璀璨、熠熠生輝的世紀中，郭沫若站在了那群最耀眼的歷史人物之中。他一生經歷了保路運動、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社會主義建設等20世紀中國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參與領導了一系列重要的歷史活動，見證了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到屹立于世界之東方的全過程。“巍巍無產者，赫赫大文豪”，這是數學家蘇步青《郭沫若院長挽詩》的首聯，形象說明了郭沫若的身份和貢獻。【詳細】
作為小說家的郭沫若還是值得關注，理由有很多，一是郭沫若小說數量并不少，他先后創作《牧羊哀話》《殘春》《落葉》《一只手》《騎士》《地下的笑聲》等數十篇小說，收錄于《郭沫若全集》第9、10兩卷；二是他的小說風格多元，有自敘傳抒情小說，有心理小說，有革命小說，有歷史小說；三是郭沫若的小說帶有自敘傳色彩，是理解他及其時代的重要文學載體；最后，從小說美學的角度而言，郭沫若的小說雖然缺乏經典名篇，但他有較為明確的文體意識，部分小說有創格的意味，甚至可以說有創體之功，對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和走向成熟有一定的貢獻。【詳細】
【文學地理】
郭沫若是我國杰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等。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史進程中，他廣泛涉獵新詩、戲劇、小說、散文、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等各個領域并均有所建樹，又以廣闊的社會歷史視野介入到文學的思想運動之中。本期著眼于四川、日本、上海、重慶、北京等郭沫若生活、學習、工作、寫作的地理空間和文化場域，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簡要的學術梳理，感謝廖久明先生在組稿和策劃方面所做的貢獻。
——主持人：閻晶明
一九五九年，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慶賀蘇聯發射宇宙火箭成功舉行的座談會上講話
郭沫若本人寫作的自傳作品《少年時代》很明顯是重要的寫作素材，不過，由于主客觀原因，這些屬于回憶錄的自傳作品難免有誤或遺漏，因此，有必要增加素材的來源。《郭沫若少年詩稿》《敝帚集與游學家書》收錄的郭沫若四川時期寫作的詩文應該得到同等重視。郭沫若嘉定府官立中學堂與成都高等分設中學堂的課堂講錄、課本及筆記、練習、作文等之前一直作為文物保管，一般人很難看見……【詳細】
1919年9月11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刊發了郭沫若的新詩，上海迎來了中國第一位歌頌工業文明的“都會詩人”。漆詠德在《聚焦：對現代上海都市小說的宏觀審視》中指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在五四時期就出現了，最初的代表作品便是郭沫若的《筆立山頭展望》《上海印象》等。孫玉石在《論郭沫若的城市意識與城市詩》中將郭沫若主要寫于日本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一些詩歌視為“中國現代城市詩先驅性的探索和嘗試”。【詳細】
郭沫若的一生，在日本被視為是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尤其是他經歷過的四個人生階段，一直都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重要著眼點。一是留日時期在白話新詩創作上的貢獻引人矚目；二是棄筆從戎參加北伐和之后亡命日本的十年，博多灣誕生的留學生詩人變成流亡政治家的戲劇性“立身出世”受到研究界的極大關注；三是秘密回國參加抗戰直至新中國建立后成為國家領導人的人生歷程，被視為集中體現了中國現代進步知識分子主流的人生抉擇和自我實現；四是“文革”前的自我否定及“文革”中的自我迷失 ，被視為可擴展延伸到新中國知識分子思想體系研究的重要個案。【詳細】
對于郭沫若波瀾沉浮的人生歷程而言，1938年12月至1946年5月在重慶的8年時光，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時段。郭沫若先后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領導下，他組織和團結廣大進步人士和文藝工作者，開展抗日宣傳和民主斗爭，同時繼續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先后寫出《屈原》《虎符》等６部歷史劇和《屈原研究》《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歷史人物》等學術論著，為推動大后方抗日救亡運動和文藝學術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所以，郭沫若剛剛辭世，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郭沫若在重慶這一話題就很快受到研究界的高度關注。【詳細】
初見北京這座文化古都，郭沫若是在赴海外留學的旅途上。“北京城頭的月”，讓他感受到古都蘊含的些許詩意，但這里不是他駐足的地方，他眺望的是遠方。30余年后，當閱盡千帆的郭沫若，又從東北經原路走進北京，這里已經“換了人間”。古都成為新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切都不同了，已經成為著名文學家和學者的郭沫若也不同了。文學家、學者仍然是郭沫若最重要的社會身份，但北京之于郭沫若，儼然成為一個闊大的人生舞臺，他以一個個不同的社會角色交錯期間，騰挪穿行。北京在郭沫若的文學創作或其他文化活動中，基本上并不表現為一種地域文化環境。【詳細】
[網絡編輯：陳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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