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5月7日，郭沫若與吳鹿蘋等留日同學為抗議日本對華“二十一條”歸國到上海。這是郭沫若第一次到上海，愛國主義的思想底色貫穿于郭沫若和上海這座城關系的始終。郭沫若斷斷續續總共在上海住過5年光景，可是他一生許多重要的階段都和上海密切相關，前者是“郭沫若在上海”，后者應是“郭沫若與上海”。郭沫若與泰東圖書局關系的研究屬于前者，郭沫若與《學燈》關系的研究屬于后者。陶晶孫的《牛骨集》、鄭伯奇的《沙上足跡》、馮錫剛的《“洋場十里更汪洋”——郭沫若詠上海》等，給人們勾勒出了郭沫若在上海的概貌。若想按圖索驥，就要讀上海圖書館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主編的《郭沫若在上海》。對郭沫若在上海的敘述最詳細分析最深刻的是郭沫若自己，代表就是《創造十年》與《創造十年續篇》，《行路難》等對都市生活、新舊文學及“新人”關系的剖析也非常精彩。

1919年9月11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刊發了郭沫若的新詩，上海迎來了中國第一位歌頌工業文明的“都會詩人”。漆詠德在《聚焦：對現代上海都市小說的宏觀審視》中指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在五四時期就出現了，最初的代表作品便是郭沫若的《筆立山頭展望》《上海印象》等。孫玉石在《論郭沫若的城市意識與城市詩》中將郭沫若主要寫于日本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一些詩歌視為“中國現代城市詩先驅性的探索和嘗試”。鮑寶昌將《筆立山頭展望》視為“現代詩歌獻給都市的第一首頌歌”。

通過郭沫若的書寫，都市文化開始進入中國現代詩人的視野，但他并非天生的大都會歌者。錢杏邨在《現代中國文學作家》中談到郭沫若時說：“他是一個自然的歌者，但后來是變為一個城市的歌者了。”郭沫若最早表現城市意識的詩篇，寫的都不是上海，來到上海泰東圖書局后，才開始頻繁地描述這座城市的景觀，他最常用的比喻是“血海”，最喜歡使用的手法是對比：高高聳立的大廈與陰影下螞蟻般勞碌的普通人、坐汽車的富人與路旁的乞丐。吳辰的《誕生于都市中的詩人：論1920年代郭沫若詩歌里的城市書寫》、游翠萍的《寓所·街道·風景：郭沫若早期小說中上海租界的空間體驗與文學書寫》、劉永麗的《郭沫若的民族主義情緒與殖民地上海》等，從不同角度剖析了郭沫若筆下的上海景觀。郭沫若寫上海的文字里大都有一股強烈的憤懣的感情在涌動，他對現代都市景觀的對比性描述透露出越來越鮮明的階級意識，這是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看不到的。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同人是中國左翼文學的拓荒者，開創了左翼文學想象上海的范式。

沈尹默以為“上海灘上是談不上甚么文藝的”，劉半農在《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中說：“聽說上海灘上，出了一個大詩人，可比之德國的Goethe而無愧。”溫梓川在《新書業與作家》中將劉半農的話轉述成“上海灘上的詩人”。這些帶譏嘲意味的言語最早將郭沫若與上海聯系起來，也揭示了這位都會詩人的異端性。1920年代，郭沫若在上海發起或參與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文學浪潮，如文人自辦出版、革命文學論爭等，海上文學強勢崛起，“海漂”郭沫若給無數無名文學青年顯示了創造奇跡的可能。《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藝術之宮與十字街頭：創造社研究》等對此都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在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文壇迎來了屬于創造社的時代，上海灘上談文藝漸漸成了新的時髦，后來更是成了左翼文藝運動的中心。

上海的生活經驗賦予了郭沫若一種“上海氣質”。王錫榮在《郭沫若的“上海情結”》中指出，郭沫若雖然出生于四川，“性格特征卻充滿了另一種地方特色，這就是上海人氣質。或者說，是四川人的才氣與上海人的大氣融合的產物”，并認為郭沫若“比很多典型的上海人更具有典型的‘上海氣質’”。我更傾向于將郭沫若的“上海氣質”理解成左翼文化氣質，或者說革命氣質。郭沫若吸納的不是上海的腔調，而是上海的骨氣。

“郭沫若在上海”永遠都是一個常說常新的研究領域。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