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52)

　　前幾年，總能聽到“這一場大地震，震倒了不少人和物，也震出了不少詩人”這樣一些善意的詼諧之語。的確如此，在情急之中，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詩，選擇的也是詩，以詩吶喊和鼓動，是那一場大災難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雖然出現了“縱作鬼，亦幸福”這樣的敗興之作，但那是極個別的現象吧！

　　科學地發展詩歌和開拓詩歌疆界，是我們每一個詩歌工作者和詩人的當務之急！

　　有關詩歌的幾個理論和現實問題

　　郁 蔥

　　按照“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會議前中國作協創研部發給我的幾個研討主題，逐一闡述我的淺見，有些觀點是我一直堅持的，也在其他場合說過多次了，沒有新意但一以貫之。

　　一、詩歌與時代。詩歌如何處理好大我與小我的關系？

　　由地震詩歌現象看災難面前詩歌的突出表現與功用：

　　我不是理論家，甚至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詩人，我的職業是編輯，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去做一個單純的詩人。我一直覺得寫詩、編詩的人應該簡單些，理想主義一些，應該與這個社會部分脫節，我一直沒有理論的深奧、規范和復雜。一些理論問題讓我敬畏、讓我茫然、讓我感到自己的膚淺，比如我們這次會議原來發給我的一個研討題目：“詩歌與時代，詩歌如何處理好大我與小我的關系”。到會后我發現這個“大我”“小我”被去掉了，我覺得去掉的非常好。我以為“大我”與“小我”是被時代認同了的怪異概念，這兩個概念把我們引進了一個永遠走不出來的怪圈。“我”就是“我”，“我”的另一個詞意是“自己”，我的創作中不存在什么“大我”和“小我”的矛盾，或者說不存在什么“大自己”、“小自己”的矛盾。如果我們認定了“我”應該是個性的、自由的、變化的概念，如果我們認定了每一個“我”都是完全不同的自己，如果我們認定了獨特的風格，想象力和創造力是一個好詩人的標志，如果我們藝術多元化的局面真正形成了，那么關于“大我”“小我”的爭論就早該成為歷史，這場毫無意義的延續到現在的爭論也早就應該終結。當然，每一位詩人幾乎都有政治情結，但“大我”在某一段時間成為了“大眾”的代名詞，“大眾”與“人民”一樣，是個虛擬的概念，很容易被人濫用。全民讀詩、寫詩的年代是不正常的年代，而且那是政治的力量而不是詩歌本身的力量。

　　我們這次會議所發的問卷上還提到了好詩的標準，我還是重申我的觀點：我理解中的好詩的標準是：1. 詩人的創造力、影響力。2. 作品的價值和個性。3. 持續的作品生命力與恒久感。4. 詩中展示的詩人的境界、品位和尊嚴。5. 作品的先鋒精神和探索精神。6. 語言魅力。如果用一句話回答，那就是：深邃的思考、松弛的表達。

　　關于地震詩歌。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詩歌似乎重新回到了公眾視野，在那樣一種特殊的氛圍中，詩歌成為迅捷地表達感情的感性語言形式，符合國人對災難與“不幸”的一種情感共鳴。地震詩歌現象，其實就是由災難這一事件引發的詩人或非詩人們最初的最直接的不由自主的情感表達。此后的一段時間里，詩歌成為了一種人們表達悲情、抒寫傷感的出口。應該說，這是詩歌運用公眾情緒的一次范例。或者說，這是公眾情緒利用詩歌的一次范例。四川地震發生后，2008年5月29日，《 河北日報 》記者向我提出了“四川地震，詩人何為”的問題，應該說，這是一個很準確的也很及時的問題。記者問：您認為這次四川地震，詩人的表現如何？他們發出的聲音您滿意嗎？我當時回答說：“應該說，真正好的詩人都有很濃郁的政治情結和社會責任感，詩人天生敏銳、敏感，詩歌又是我們中國人表達感情的傳統方式，是融進國人生活中和骨子里的一種文化。因此，遇到一些大的社會事件和自然災害，借助詩歌自身的魅力，應該演繹出蕩氣回腸、催人淚下的詩歌作品。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定有用詩歌記錄的他的民族的苦難史、生存史和心靈史，我們近年來也有過一些社會題材的詩歌作品，但顯得拼湊、表面、膚淺，大而無當，缺少感情和激情，缺少震撼力，讓人感覺煽情而不動情，與我們期待中的作品質量還有相當的距離。

　　“當然，這次的抗擊震災詩歌創作，使得這種狀態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原因在于這次災難本身觸及了詩人內心的痛點和動情點，使詩人的藝術積淀在瞬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我那一段時間瀏覽詩歌博客和詩歌論壇，幾乎每一位詩人(

　　包括我自己 )都在用心、用自己的所有真摯的情感和良知為抗擊震災創作詩歌，而且表達的不僅僅是一般的‘公眾情緒’。他們的文字各自具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和深度，使作品充滿了人性、人道和人格的魅力，內心的良善和才智發揮到了極致，實際上成為一次沒有組織的、新時期以來最大規模的‘同題材創作’，其作品的深邃和內涵甚至超出了任何一類其他文體抗震題材的創作。而且詩人們對事件的反應是迅捷的，在震災發生僅僅兩個小時之后，當地的詩人就寫作出了詩歌作品并發到了網絡上。”

　　我注意到，抗擊震災詩人們的創作的大部分詩歌作品，既遵循了詩歌藝術的創作規律，也是對抗擊震災場景的深層表達，同時也為詩歌本身創造了又一次輝煌。詩歌發出了堅實的聲音。而且，由于抗震救災中網絡、電視和平面媒體對詩歌的關注，使得詩歌的受眾面大大增加，我想，這既是對詩歌藝術的一次良性推動，也會使真正的詩人們得到一些內在的啟示，會使得他們重新審視自己今后的詩歌創作，這顯然是我們所期待的。

　　但同時，我也有另外幾點感受。其一，詩人在災難面前不應該再有語言的“表演欲”，在創作災難題材的詩歌作品時，首先要想到的是經歷著這場災難的人們的感受，用自己真實的真切的感受去寫詩。再一點，不是說有了激情就一定能夠寫出好詩，也不是“全民創作”就一定會出好詩。在一個特定的時期，人們用一些分行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是值得贊賞的，但那里面的口號式的語言和非詩的因素實際上與詩歌的標準還有很大的距離，話多詩少，直白淺陋。我想這是個值得探討的藝術問題，我們還是要對詩歌藝術有一種理性的尊重。并不是誰都能寫詩——這句話可能會讓一些人聽著刺耳，但卻是事實和真話。

　　還有一個讓人感到非常憂慮的現象是，其實我們對災難的理解和抗爭的詩歌創作還沒有真正深入進去，僅僅停留在發生的現象本身和人本能的最初情感本身。短期內大量的詩集紛紛重復編輯出版，幾乎來不及沉淀和篩選。當時單是我接到的約稿郵件、電話就已經很多。我收到的同樣題材的詩集就有二十多本，我所在的城市就出版了兩部。讓我興奮的同時我也真的不想看到，面對這樣一個必將留在國家歷史上的沉重話題，用一些膚淺外在的詩歌文字來詮釋。我愿意看到有一部真正的詩選集，當多年之后人們再讀起來的時候，能夠感受到中國詩歌面對災難時整體的精神力量和藝術高度。在這類詩歌創作上，一個專業意義上的詩人不見得會比普通民眾寫得要好，所以，網絡上出現的那么多被廣泛引用與轉載的作品，藝術粗糙但情感濃烈(

　　請注意情感這個詞 )，卻很少出自專業詩人之手，原因很簡單，面對災難，普通人不會比詩人更缺乏感同身受的共鳴。相反，在對地震災難進行反思和內省的詩作里，專業詩人就顯出了他們的優勢，尤其是那些帶有強烈思想思辨色彩的詩歌，更能突出批判的性質和思想的功用。

　　最近我參與了一個“地震詩歌墻”作品的篩選，當我重新再讀那些抗震詩歌時，我的確更多地感到了失望。這樣的作品不僅僅需要的是表面的傾訴，重要的是，它應該具有一種清醒的超越感，超越個人悲痛的階段，而進入對人與社會、自然反思的層面，這樣就提升了現代詩的思想性，從而獲得了經典的價值。很遺憾，我很少看到。因此，表象的地震詩歌，只是讓邊緣化的詩歌在短期內有了一個突出的地位，但這種地位隨著災難的逐漸被淡忘，也會漸漸淡去；只有那些進入了反思層面的地震詩歌，或許才真正顯出了它獨特的文學與社會價值。我注意到，在后來的玉樹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災難中，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像四川地震時的詩歌現象，因此我說，四川地震詩歌，是詩歌利用公眾情緒的一次典型范例。

　　二、詩歌與傳承。從舊體詩和現代詩的發展狀況，

　　看詩歌的繼承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