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摘要： 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后，一份出自杭州23歲汽輪機工人之手的“總理遺言”曾以油印、手抄的方式傳遍全國并引發牽涉數千人的政治大案。作為此事當事人之一，《江南》雜志主編、出版人袁敏所著詳述“總理遺言”案來龍去脈的《重返1976》前不久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蛐蛐兒：遺言制造者。其時23歲，杭州汽輪機廠學徒工。1976年5月5日在杭州被抓，后押送北京。1977年11月出獄，兩年后平反。先后出任杭州汽輪機廠團委書記、浙江日報文藝部主任、《東方青年》總編。1989年生病吐血，腦顱開刀，手術不成功，之后又多次手術，均未達到預期效果，從此基本失語，臥床至今。
瓜子：總理遺言案重要當事人，其時23歲，杭州半山發電廠工人。曾被公安部門認定：“總理遺言”是“瓜子的腦袋，蛐蛐兒的筆”。1976年5月9日在上海被抓，后與蛐蛐兒同車押送北京，并與蛐蛐兒一起在1977年11月出獄，兩年后平反。1989年與蛐蛐兒幾乎同時得病，肝腎綜合癥，幾度病危搶救，前后住院六年，九死一生。1994年終于戰勝病魔，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班至今。
阿斗：總理遺言案主要當事人，和蛐蛐兒、瓜子系中學同學。1976年5月13日在浙江江山717軍工廠被抓，與蛐蛐兒、瓜子等七人同車押送北京。1977年春節前被先期釋放。現為浙江省發改委干部。
晨光：總理遺言案主要當事人，被公安部門定性為“總理遺言反革命預謀會議”的“狗肉聚會”參加者中年齡最小的成員。1976年5月7日在其當工人的浙江省機科所實驗工廠被抓。粉碎“四人幫”后被釋放。現為浙江省某局的干部。大耳朵：總理遺言案主要當事人，“狗肉聚會”的始作俑者。1976年在浙江蕭山某電力安裝公司任管理員。先被兩次傳訊，5月7日在浙江臨安新溪坑被抓，與晨光、毛寧一起先關在杭州市公安局，后關押在天目山留椿屋。粉碎“四人幫”后釋放，現為杭州某公司技術人員。
毛寧：總理遺言主要當事人，其時31歲，杭州江城中學體育老師。1976年5月26日在抱著兩歲的女兒去醫院看望父親回家的路上被抓。后關押在留椿屋。粉碎“四人幫”后釋放。現已退休。
蛐蛐兒爸爸：杭州市第一醫院院長，因此案牽連被抓，關押北京。現已去世。
阿斗爸爸：老干部，因此案牽連被抓，關押北京，現已去世。
瓜子爸爸：老干部，因此案牽連被抓，關押北京，現88歲高齡，離休在家。
非常感謝和歡迎大家冒著嚴寒來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重返1976》新書座談會。我們選擇在這個會議室，也沒有找酒店，不搞那些排場，就想實實在在的，大家有一個深入的交流。
剛才社長已經對這本書做了特別重要的評價，我還是談一點感受吧。“總理遺言”這個事發生時，我們還很年輕，當時在杭州簡直就是一個驚天大案，特別大的事。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還不到16歲，在我們那個年紀的還不大談論這樣的話題。我知道這事是在很多年以后，通過香港一個作家寫了《鄧小平傳》，看到有關這一段的敘述。
我第一次看到袁敏的《重返1976》，是我們開了一個關于文革的專欄，它是我們那個專欄里非常有分量的東西。之前我們聽說過袁敏一家人被牽扯進“總理遺言案”的事情
看了旭烽的寫給袁敏的信，我覺得已經講得非常透徹了。在我看來這部書里有三個“史”：第一，是后文革的時代史，1970年以后是后文革，我們都記得前文革，
我跟李君旭共事了八年，我們兩個同一天從杭州汽輪機廠調出去的，但是他比我早進廠。本來都忘了很多事，看了袁敏的書就都想起來了。
面對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我猶豫著不知道從何落筆。從2006年第一次讀到它的開篇《我所經歷的1976》——那種好奇
歷史是一條長河，有些年份因其發生的重要事件而被賦予了歷史意義，成為了這條長河上的航標。1976年，對于中國現代史來說，就是一座非常重要的航標。
在這時讀《重返1976》，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我還是讀了進去。不是因為我天性喜歡沉重，而是我需要一些與生命更貼近的真切的東西
關于這本書我想講的前言、后記當中都已經說了，大家看完書，我想說的東西都在里面了。剛才潘社長也介紹了，我自己也是一個出版人，這本書我是一個作者，
看完全書，感覺挺震撼的。我覺得這種震撼，與其說來自你講述的“總理遺言案”本身，倒不如說來自于你藉由這一事件引發開去的對時代、人性和命運等深層命題的感悟和反思；與其說是你完成了對這一事件的追溯，倒不如說你追蹤記錄了那一重要時刻，及其在當事人心靈和命運中投下的光和影。
前天晚上我看到社里給我發過來的資料，我也很高興。因為天安門事件，我當時也是熱血沸騰的時候，剛剛工作。我想問您一個問題，我跟我的孩子講當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