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這種戰斗精神首先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和批評事業中。他在為青年作家葉紫的短篇小說集《豐收》作序時寫道：“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于壓迫者的答復：文學是戰斗的！”這無疑是那個文學革命時代的最強音。魯迅始終“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而斗爭”，以文學為匕首、為投槍，書寫時代苦難、改造國民精神。為保護新文化運動的革命成果，他先后同各種反動落后的文學勢力進行斗爭，筆鋒犀利。為捍衛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魯迅深刻揭露和猛烈抨擊國內反動派和國外帝國主義種種惡行，以其深刻的見解和精辟的剖析，開辟了“思想革命”“思想啟蒙”的廣闊道路。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從五四時期站在新文化運動前沿，到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實際領袖，以及參與多個革命的、進步的團體，魯迅始終戰斗在文學和社會革命的最前線。

魯迅清醒地知道斗爭的殘酷，他對左聯作家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但殘酷和痛苦并沒有使他退縮，而是更加堅定了他堅韌不屈的戰斗精神，“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在魯迅身上，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戰士和革命者的情懷，看到的是中華民族的筋骨和脊梁。他那永不妥協、不畏強敵、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精神品質，是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弘揚的寶貴遺產。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評價的：“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現偉大夢想就要頑強拼搏、不懈奮斗”。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新時代新征程要求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始終居安思危，“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逢山開道、遇水架橋，勇于戰勝一切風險挑戰”。我們要積極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明辨大是大非、敢于迎難而上，不斷增強斗爭意識、豐富斗爭經驗、提升斗爭本領、堅定斗爭意志，充分發揮斗爭和批判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建設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靠斗爭贏得過去，更要靠斗爭開辟未來。

“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文學感應時代發展，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新時代對文學發出了新召喚，中國文學迎來了大有作為、大有可為的新機遇。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今的廣大文學工作者更應該充分認識文學在社會進步和民族精神重鑄中的重要作用，向魯迅先生學習，堅定不移、韌性戰斗、永不妥協，不斷增強時代性、戰斗性，做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創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以文學的方式積極投身新時代的“偉大斗爭”與“偉大實踐”。對照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當今文學還有不小的差距。文化生態還需凈化，雜音和噪音必須甄別，各種文藝思潮與創作現象需要分析研判。要敢于亮劍發聲，敢于同各種刻意歪曲、造謠生事的言行作斗爭。要堅定不移同抄襲模仿、粗制濫造作斗爭，沉下心來打磨文學精品，向讀者負責，向自己負責；堅定不移同追求感官刺激、追求低級趣味作斗爭，創作有內涵、有格調、健康向上、溫潤心靈的作品；堅定不移同一味追求經濟利益作斗爭，堅守審美理想，保持文藝的獨立品格，拒絕讓文藝成為市場的奴隸；堅定不移同歷史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作斗爭，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堅定不移同不良的文學思潮、文藝風氣作斗爭，講真話、講道理、講正氣，對于各種不良思潮和現象要敢于批評、堅決抵制；堅定不移同浮躁、庸俗、情緒化的評論作斗爭，堅持從藝術質量出發，實事求是，反對惡意攻訐的謾罵式評論，抵制阿諛奉承、庸俗吹捧的評論，發揚“剜爛蘋果”的精神，增強文藝評論的朝氣、銳氣，凈化文學創作環境，提升文藝批評質量，做嚴肅、負責任的文藝生產者和傳播者，為時代和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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