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形象”這個話題為什么重要？一方面，不同時代文學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往往折射出時代的語境、體現出時代的吁求、彰顯出時代的精神，因而承擔著為時代“立言”或賦予形象的功能；另一方面，對“時代青年”形象的塑造，也大多由當時的青年作家完成，這種“同代人”式的創(chuàng)造關系，也使這一話題具有更豐富的文學史內涵。

青年形象是時代夢想的表征

以青年形象來詮釋時代精神，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傳統。評論家孟繁華說：“從20世紀初期開始，新人的形象就是青春的形象，這些形象已經成為我們世紀之夢的表意符號。他們是負有啟蒙使命的青年，是狂飆突進時期的青年，是實行民族全員動員的青年，是擔當社會主義文化使命的青年。這些青年形象是文學人物，同時也是不同時代社會歷史的表意符號。”

自“五四”運動以來，那些思索時代疑難、投身時代變革的文學人物，便常常以青年的面目出現。魯迅筆下，窺破封建文化“吃人”本質的“狂人”，是青年（《狂人日記》）；付出生命依然不改革命初心的夏瑜，是青年（《藥》）。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里青年與封建家長之間的對立，無疑是新舊文化、新舊秩序間激烈沖突的微觀縮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楊沫把自己對革命者成長歷程的講述，直接命名為《青春之歌》，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里的青年梁生寶被認為是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典型形象最成功的嘗試之一。路遙筆下的孫少安、孫少平兄弟，則是改革開放時期的新人，他們身上那種自立自強、不懈奮斗的精氣神，生動詮釋了上世紀80年代的氣質，直到今天依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在這類作品中，青年的成長與歷史的前進之間，存在著同步同構、相互詮釋的鮮明關系。歷史的期許投射在青年身上，在青年血管里涌動的不只是熱血、更是時代的潮流。所謂“新青年”，正因其“新”，才能分外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的矛盾，進而吶喊出時代的呼求、去實踐和引領時代的變革。青年形象往往關聯著宏大的歷史想象，這是其被一再書寫、關注的原因。在此意義上，青年形象的塑造，實際是文學“出圈”的重要渠道——從學理角度講，它印證了一種建基于社會進化論和線性時間觀的歷史價值想象；從社會層面看，它提供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百年中國夢的公共話語表征。

“向內轉”是成績也有局限

新世紀以來，青年作家的青年形象塑造，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向內轉”的特點。今天的青年作家，成長于總體和平、繁榮發(fā)展的歷史時期，他們筆下的青年人物，也相應地擁有類似的精神背景。在這些人物身上，主體與外部世界（社會及時代）之間劇烈的、難以調和的矛盾沖突正在削減，對自我內心的審視、對個體價值的找尋，上升為更重要的主題。

在這個過程中，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紋理、個體內心的豐富活動，被充分地展示出來。許多在以往經典作品中沒有獲得充分表現的經驗領域，如現代都市生活內容、愛情友情等私密情感關系，在這一代青年作家（主體是“70后”“80后”“90后”）筆下獲得了濃墨重彩的書寫。文學對復雜情感的細密剖析、對現代人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也都達到了新的藝術高度。這些可喜的成就與進步，也再次印證了時代發(fā)展對文學形態(tài)、文學潮流的塑造。

然而，與此同時，許多難題和困境也逐漸出現。例如，許多青年作家筆下的青年人物，太過迷戀一己悲歡，與私人情感距離更近，而同社會生活距離略遠，這在“青春文學”領域表現最為突出。過分耽溺個體經驗，常常會導致作品的站位不夠高、格局不夠大，“碎片化”書寫時有發(fā)生：一些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似乎只為文本里的局部經驗而生，他們所詮釋的只是特定的“現況”而不是廣闊的“現實”。這類形象有時固然生動，對時代的詮釋力卻很有限，甚至有淪為“一次性人物”的風險：故事講完了，情節(jié)沖突化解了，人物的使命也就結束了。進而，當“局部”經驗被放大成巨型迷宮、“碎片化”成為人物的常態(tài)處境，就會有越來越多“孤獨者”甚至“失敗者”形象出現。這類青年形象，在作品里無所依憑、方向模糊，常常變得頹喪、踟躕。對此，青年評論家項靜曾這樣形容：“在今天，小人物及其困境幾乎成了‘正確’文學的通行證……他們困在各種牢籠里：事業(yè)上沒有上升空間，人際關系中都是攀比的恐懼和互相踐踏尊嚴的殺戮，家庭生活中處處是機心和提防，生計的困難遍地哀鴻，精神的困境更是如影相隨，他們對理想生活和越軌的情致心馳神往卻又不敢碰觸，小心地盤算著如何才能不至于輸得一塌糊涂。”

所謂的“通行證”，指的是流于“套路”的創(chuàng)作慣性；打引號的“正確”，無疑彰顯了評論家的批判性立場。顯然，文學界對這類情況已經有所反思。

面向世界實現創(chuàng)作突圍

塑造青年形象時出現這類問題，有其客觀原因。和平穩(wěn)定的時代背景，蓬勃展開的世俗生活，決定了“多元”和“豐富”是當今文化的特點之一，這無疑是社會進步的產物。但對文學而言，多元和豐富，意味著以往那種強力的社會—歷史話語的相對虛化：“五四”時期的青年故事，盡管內容風格各自不同，但大都可以被啟蒙和革命的話語譜系順利收納，做到“殊途同歸”；但在今天，生活的不同維度卻可以各自成立、各自精彩，文學的書寫，便也不太容易被聚攏在同一、總體的話題核心周圍了。

總體性的重建，自現代以來便一直是文學面對的大難題。盧卡奇認為，總體意味著“一切都發(fā)生在它的內部……并通過達到它自身的方式服從于聯系。”在內容豐富且姿態(tài)開放的現代生活里，這種總體性并不容易達成，因此盧卡奇才說，“在新世界里做一個人就意味著是孤獨的”。在此意義上，當下青年形象書寫中出現的“孤獨”“零余”問題，其實也是“現代病”的癥候之一。當青年作家嘗試克服、突破這些困難，其價值也就具有更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最近的創(chuàng)作看，青年作家已經顯示出“突圍”的自覺，并取得了積極成果。最顯著的一點便是，文學中越來越多的青年形象，正嘗試在個體經驗的充分書寫基礎上，完成與時代、社會間的溝通對話。徐則臣《耶路撒冷》里的年輕人，其“到世界去”的青春夢想，與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形成了鮮明的互文關系。路內新作《霧行者》，看似在年輕人的日常生活內部兜兜轉轉，實際上卻在嘗試重繪上世紀90年代的社會生活圖景并詮釋其內在精神。張悅然的《大喬小喬》和《天鵝旅館》廣受關注，是因為小說主人公的情感疑難和現實處境不再僅僅關乎小情小愛，而是同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公共話題有關。“90后”作家王占黑則從一開始便擺出了“向外打開”的姿態(tài)：《街道英雄》《小花旦的故事》等作品里，年輕的主人公把目光和腳步轉向了煙火熱鬧的城市社區(qū)空間和形形色色的“身邊人”。

在這些嘗試中，人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身份、與他人的關系等，承擔起越來越重的戲份。作者和他們筆下的人物，固然已很難像五四時代那般直接借力于“救亡圖存”這樣具體而緊迫的歷史任務，卻能夠通過持續(xù)挖掘時代生活的內部結構，獲得無窮的滋養(yǎng)、打開無限可能。這是一個“時間本位”向“空間本位”轉向的過程，或者說，是把歷史空間化的過程：通過向生活敞開、向他人敞開，今天青年作家筆下的青年形象，正在講述他們自己的時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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