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什么？關于這一概念的界定，文學界始終有著不同的聲音。郁達夫曾言，中國古代并沒有“散文”，這一概念是從翻譯中產生的。實際上，“散文”一詞在南宋羅大經所著《鶴林玉露》中便有記載，恰與“詩騷”相對，指的是沒有押韻的文字，即為魏晉六朝時所提出的“無韻之筆”。

不過，散文作為一種獨立文類，的確是進入現(xiàn)代后的新生產物，尤以“五四”文學革命時提倡“美文”為標志。郁達夫便提出，現(xiàn)代散文與古代文章不同，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在這一時期，散文注重個性，其性質多為“抒情性散文”。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散文的觀念有了極大拓展，在抒情性散文之外，更囊括了“敘事性”的、具有文學意味的通訊、報告（報告文學、特寫），也包括以議論為主的文藝性短論（雜文、雜感）。有時，文學性的回憶錄、人物傳記，寫實性的史傳文學，也會被列入散文的范圍之內。50年代中期，在“雙百”方針的激勵下，散文出現(xiàn)了最初的“復興”現(xiàn)象，老舍、豐子愷、葉圣陶、沈從文等名家均有佳作問世，而楊朔、秦牧也在這一時期發(fā)表了《香山紅葉》《社稷壇抒情》等代表作品。

1961年1月起，《人民日報》在第8版開辟了“筆談散文”專欄，發(fā)表了老舍、李健吾等人關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提出“在我們的生活里，一天也離不開散文。”（老舍《散文重要》）隨后，《文藝報》《文匯報》《光明日報》《羊城晚報》等多種報刊均加入到這次“散文大討論”中，掀起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又一高峰。因此，很多人將1961年稱為“散文年”。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寫選·序》中的一段話，足可概括60年代散文復興的追求：“舉凡國際國內大事、社會家庭細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經歷、一絲感觸、一撮悲歡、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歡快，都可以移于紙上，貢獻讀者。”

在“散文復興”的浪潮中，楊朔、劉白羽、秦牧是成就突出、影響深遠的三位作家。作為新中國成立的見證者，他們有著相似的創(chuàng)作主題；作為探索散文技藝的先驅，他們各有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格。可以說，他們以散文寫就了自己的人生……

楊朔：將現(xiàn)實釀成詩意

楊朔

作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楊朔引起矚目的文章當屬1956 年發(fā)表的《香山紅葉》，這篇文章之后，陸續(xù)發(fā)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賦》《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廣泛反響，甚至形成了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的“楊朔模式”。在楊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讀者能直接感受到“詩意散文”的韻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寫景，而是關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活，具備鮮活的“生命感”。【詳細】

劉白羽：以筆沖鋒 戰(zhàn)地高歌

劉白羽

戰(zhàn)地經歷是劉白羽一生的創(chuàng)作源泉，也讓他開辟了與楊朔不一樣的散文風格。楊朔的散文內蘊而優(yōu)雅，劉白羽則外放而激情，經常采用現(xiàn)實生活場景和戰(zhàn)爭年代記憶相交織的構思模式，借助戰(zhàn)地意象來宣泄激越的感情。劉白羽曾在《〈早晨的太陽〉序》中寫下這樣一段話：“我的志愿，只不過想給廣大讀者做個通訊員，從現(xiàn)實生活中，通過我的觀察，寫出一些通訊，傳遞一些為讀者所關懷的信息而已……它是生活所誕生的，它是河流沖激出來的浪花，它是鋼鐵撞擊出來的火花。”【詳細】

秦牧：包羅萬象的“副刊式”散文

秦牧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時期隨家人僑居新加坡，而后短暫回到故鄉(xiāng)廣東澄海，輾轉至香港就讀高中。抗日戰(zhàn)爭時期，眼見祖國陷于危難，他毅然中斷了學業(yè)，于1938年赴廣州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抗戰(zhàn)勝利后，秦牧移居重慶，負責《中國工人周刊》的編輯工作。在這期間，他不僅積極投身工作、參與政治活動，也筆耕不輟，發(fā)表了不少有影響力的雜文。這一時期的秦牧也常參加棗子嵐埡的文協(xié)聚會，在那里經常見到茅盾、老舍、胡風、馮雪峰等人，并在葉圣陶的幫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會友，不亦樂乎，這一段寶貴的經歷，激勵著他在顛沛流離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堅持寫作。【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