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拜爾·米吉提：見證影視文學的全面發展

2008年6月，我兼任《中國作家》主編。到任伊始，時任副主編蕭立軍對我說：艾克，咱們刊物其實應該再辦一個影視版。這話我聽進去了，也記在心里。我當時對他說，先不要急于做此事，等我熟悉了情況，明年可以先做一期增刊試一試，如果可行，從2010年開始做影視版也來得及。

《中國作家》由馮牧同志1985年創辦時的雙月刊，到2000年改為月刊，再到2006年增為半月刊，上半月文學版，下半月紀實版，已經是當時國內容量最大的文學刊物了。我剛接任主編，總得要有一個調查研究和熟悉的過程，之后再根據讀者需求、社會和市場兩個效益做決策才是。【詳細】

李星：建國路七十一號

西安市東門里與有名的“張學良公館”相鄰的一條坐東朝西的深深院落，原來是愛國將領高桂滋的公館，將軍離世后，先為中蘇友協，后為陜西省作家協會的辦公之地。我知道它，是因為柯仲平、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等知名作家和《延河》文學編輯部。1976年，陜西作協恢復工作后，我也從東木頭市的陜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遷移到這里的《延河》編輯部，當了一名文學編輯，直到2005年底退休。【詳細】

歐陽黔森：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我加入中國作協已經有20年了，與德高望重的老會員們比算一下，我算是不老也不年輕。想起第一次參加作代會時的情景，仿佛歷歷在目。

那是2001年12月，中國作協第六次代表大會，地點是在北京豐臺。大會選舉了巴金繼續擔任主席。2006年，中國作協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我當選為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至今，也是三屆全委，在“60后”的作家中也勉強算是“資深”吧。【詳細】

張之路：我心中的中國作協

上世紀50年代，我上小學。

有一天，一個小朋友到我家來玩。我問她家里是做什么的。她說她爸爸在中國作協上班。我很奇怪地問：“做鞋？做什么鞋？”大家都笑了。小朋友告訴我：“不是做鞋，是作家協會。是許多作家聚會的地方。”

我愣了，我第一次聽到中國作家協會這個名字。【詳細】

邵麗：感恩生命中的遇見

大約是2000年左右，我在雜志上連續發了幾個中短篇小說，引起了一點小小的關注。那時候年輕，對文學上的事情還不甚懂，再加之面皮薄，參加什么活動都是被動的、懵懵懂懂的，常常會開完了，人還沒認識幾個。記不起是哪位老師提醒我說，你可以申請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了。當時我還特別忐忑，寫這么幾個小東西，就可以成為中國作協會員了？猶疑再三，最后還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填了表，整個過程都忘記了，反正也沒抱太大希望。

那一年河南有7人獲批加入中國作協，其中就有我。得到消息，真有范進中舉般的心情，打問了半天，最后才確認自己真的是中國作協會員了。【詳細】

李霄明：民族文學的一次飛躍

幾十年來，《民族文學》雜志有過值得驕傲的高峰，也有過荊棘的低谷，總而言之，經過兩代人的努力和付出，才有了今天一本變成六本的現實。從1980年夏《民族文學》組建到1981年創刊，這本雜志伴隨著國家經濟改革文學復興的大潮，一路走來，它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和壯大。2009年《民族文學》蒙古、藏、維吾爾母語版的創刊是《民族文學》創刊以來的又一次飛躍。它的意義不僅僅是文學上的或是語言上的，它更是黨和國家意志的體現。【詳細】

蔣勝男：愿為文學靜守孤燈

我的閱讀非常駁雜，任何題材、任何類型的書，只要喜歡我都會去讀。與所有創業故事中所敘述的“找不到一個心目中的產品，所以只能自己動手去做”一樣，我的創作生涯也始于積累了一定的閱讀量后，再也找不到一本心目中理想的書，那么不如自己開始創作。很多人也都會有這樣的驅動力，去探索、去問一問為什么？而當你有亟待抒發的創作欲望，有想要表達并不吐不快的感覺時，就是下筆的最好契機了。【詳細】

王躍文：結緣文學三十年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老家溆浦工作。當時縣里的文學氛圍很濃厚，舒新宇、何先培、向繼東諸君皆是溆浦文壇的風云人物。

1989年8月8日，我在《湖南日報》發表了散文《書房小記》。不足千字的短文，居然被縣里的文友們傳誦，這是我沒有想到的。記得那天參加一個小會，繼東正好坐在我旁邊，他說：讀了你的《書房小記》，真好！我含糊著謙虛幾句。我同繼東原不太熟，似乎那是我同他第一次說話。他當時在編史志，我早聞其名并暗自敬佩。【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