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3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1953年10月，改稱為中國作家協會。在中國作協推進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大潮的號召下，1954年11月8日，陜西省作家協會的前身“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成立，后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陜西分會，1993年更名為現在的陜西省作家協會。

西安市東門里與有名的“張學良公館”相鄰的一條坐東朝西的深深院落，原來是愛國將領高桂滋的公館，將軍離世后，先為中蘇友協，后為陜西省作家協會的辦公之地。我知道它，是因為柯仲平、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等知名作家和《延河》文學編輯部。1976年，陜西作協恢復工作后，我也從東木頭市的陜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遷移到這里的《延河》編輯部，當了一名文學編輯，直到2005年底退休。

在幾代沒有出過一個讀書人的窮困家庭中，我算是一個幸運者，九歲時進入村邊一個破廟改建的有三間教室的村初級小學上學，并順利升級到附近的小學讀五、六年級。我的班主任是一個高個子、大眼睛，能寫幾句白話詩的文學愛好者，他以生動活潑的語文課堂教學，很快使我愛上了閱讀和作文課，并且在班級脫穎而出，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次在他的課堂上，我突然感冒發燒，他讓我躺在他以宿代辦的單人床上，泡了蘆根水喂我喝，在他的辦公桌上，我看到了一本叫《保衛延安》的書。看我喜歡，他就給我講軍旅記者杜鵬程發奮寫作的故事，并將書借給我拿回家看。經過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和一個星期天，到了星期一，我竟然將這本書看完了，老師很吃驚，懷疑我是否真讀完了。為了證明我讀完了，我就給他講了書中主人公周大勇的故事，并將團政治委員李誠對他說的“一個人要保持對日常事物的敏感”的話背著給他聽。老師高興地將此事講給校長，校長又傳遍全校。

到了中學，我便知道西安市建國路71號有個作家協會，作家協會出了一本雜志叫《延河》，上面經常發表杜鵬程、王汶石、柳青、魏鋼焰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初中時，我的一篇課堂作文被語文老師稱贊，說你這篇作文可以投給《延河》編輯部。我從作文本上將它撕下來，竟有十多頁，沒有大一點的信封，我就將它卷成一個卷，外邊包一層白紙，寫上建國路的地址。我當時不敢署真名，就寫上我和一個少年伙伴兩個人的乳名。在郵局柜臺蓋上“郵資總付”的戳子后，郵局工作人員讓我投進外面的郵筒，郵筒的口太小，塞不進去，我就將稿筒壓扁硬塞進去。

天天等，夜夜盼，直到暑假的一個傍晚，大隊長把我叫到村中大隊部門口，遞給我一個厚厚的信封，說：“你倆得是告狀呢？退回來了，好好的娃不學好！”我羞愧地拿到家，看到的是一個油印的退稿箋：“不擬刊用，原稿退回，請查收。”母親看到我偷偷藏什么紙，也以為我告什么人，一臉憂傷地勸我：“娃呀！咱窮家小舍，可不敢再惹什么事。”杜鵬程、柳青和西安建國路71號，從此就深深刻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文學的圣地，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地方。

想不到的是，經過六年大學文科的學習和一年多部隊農場的勞動鍛煉，我竟然被分配到包括陜西省作家協會、劇協、美協、音協四個單位的剛剛恢復的“陜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并被安排到文革后復刊改名的《陜西文藝》編輯部評論組。正是在這里，我見到了剛從陜南、陜北、關中各地落實政策，重新回到城里的胡采、柳青、王汶石、杜鵬程、李若冰，魏鋼焰等星辰般的文學大家。柳青給我們講：文學是“六十年一個單元”，要進“政治、生活、文學三個學聯”，王汶石給我們講一個黨員應具備的“信仰”，杜鵬程一字一句幫我修改習作，李若冰給我們講“作家、戰士”等等，使我明白怎樣做一個努力學習、刻苦鉆研、奮斗不息的文學工作者。

正是在這里，在建國路71號院落中，我陸續認識了后來成為大作家并成為親密文學朋友的陳忠實、路遙、賈平凹、葉廣芩、高建群、李國平、紅柯等陜西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

有一個細節讓我記憶深刻，感慨不已。退休后有一次我去陜西省作協大院辦事，從80年代初新建的三層辦公樓出來，正好遇見已經成為新一代陜西文學界的佼佼者周瑄璞走進來，我在這里曾多次遇見過或來開會或來送稿的她，雖然我同她早已熟悉，但還是習慣性地招呼：“你也來了！”她一愣說：“我來上班！”我才猛然醒悟：主客已經易位，她已成為這里的一位新主人。頓時想起劉禹錫的一句詩：“玄都觀中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上世紀70年代的建國路71號曾經輝煌過，從延安走來的柯仲平、柳青、胡采，又走過了從關中大地走來的陳忠實，從陜北黃土高坡走來的路遙，而50年代出生的賈平凹已經成為了這里的主席；除了賈平凹，平房變高樓的建國路71號省作協，我認識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連在這個院中玩耍長大的兒女們逢年過節，尋訪我當年的“舊居”，還要被保安部門派來的門衛盤問登記。與此同時，是如周瑄璞這樣的文壇新人，從這里走出新時代的中國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