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民國題材大熱。尤其在文藝界，“民國范兒”成為一種鮮明標識。此文化背景下，青年作家葛亮身上的“民國望族”標簽更受矚目——葛亮倒也從不回避，常在言談中思慕祖輩，表達文化與精神上的血脈相通。及至《北鳶》，更是直接以家族史為基礎構建，起筆于民國商賈世家子弟盧文笙的成長，收束于上世紀中葉，將波詭云譎的民國動蕩史寄予兩個家族的命運沉浮，于歷史鉤沉中慨嘆人世、思考家國與文化，既實且虛，既雅又俗，被譽為深得《紅樓夢》筆法。筆法古典，思想若何？古典與現(xiàn)代如何交融？面對傳統(tǒng)文化，追懷容易，繼承與發(fā)展之路如何？“北鳶”能飛多高？有待時間和讀者遴選。
作者沒有把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僅僅落實在亞圣后裔身上，成為一種廣陵散絕唱，而是把這種文化精神彌散在整部小說的書寫空間。傳統(tǒng)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國的普通人家庭（即普通民間世界），無論貧富貴賤，均有豐富的蘊藏。中國傳統(tǒng)做人的道德底線，說起來也是驚天地泣鬼神，在舊傳統(tǒng)向新時代過渡期間維系著文化的傳承……[詳細]
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的意象風箏既象征了亂世浮生的命運，也暗示了人物的“生命哲學”——在儒家的“有為”與道家的“無為”之間順勢而為。我們再回到“獨樂寺”的情節(jié)。面對孟昭和的疑惑，青嚴法師取出了一枚陀螺，稱這便是“獨樂”……[詳細]
《北鳶》有難度，難度在于小說對中國古典美學的繼承。從寫作最初，葛亮似乎就在致力于繞過那種鏗鏘有力的共和國語言系統(tǒng)而與民國語言傳統(tǒng)相接的工作。 他的行文遠離了翻譯腔，也遠離了那種繁復輾轉的復合句式。句子長短間雜，有錯落感。某種意義上《北鳶》是從古詩詞和水墨畫中誕生出來的作品，它繼承了中國文學傳統(tǒng)中的靜穆、沖淡之美。作家放棄使用了對話中的引號，通篇都是間接引語；每章中的小標題也都是兩個字，“立秋”、“家變”、“青衣”、“盛世”、“流火”、“江河”等等，這些顯然都出自小說美學的整體考量。《北鳶》讓人想到《繁花》，葛亮的工作讓人想到金宇澄在漢語書寫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如果說《繁花》召喚的是南方語系的調性與魅性，那么《北鳶》所召喚的則是被我們時代丟棄和遺忘的另一種語言之魅……[詳細]
葛亮志不在“政治”與“革命”，也無心探索國族話語與黨派之爭的來龍去脈。那些宏大偉麗的敘事話語，或是聽起來頗具迷惑性的政治概念術語之類，完全不能對他構成脅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寫什么、能寫什么，也知道自己不寫什么，因此筆觸不會偏離或漫溢。他要做的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細作檢點，對隱藏于民間的俠義、誠信、忠誠、寬厚、仁愛等傳統(tǒng)精神細作描摹，在時間的流淌里校閱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記憶。這聽起來相當“過時”和“老土”，卻恰恰是葛亮視若珍寶的東西。他堅定地、清醒地、因此也必然是孤獨地持有著屬于他的確信：他相信就在并不遙遠的百年之前，在兵荒馬亂和暗無天日的生活表象下，有過一個眉目清朗、樸素無華同時又氣象萬千的“中國”……[詳細]
從文本上講，葛亮是在延續(xù)來自唐宋傳奇、明清話本的中國傳統(tǒng)敘事方式。他置身香港，華洋雜處，五色迷離，其內心一定有西方的東西，但他的文字卻最大限度地向中國的傳統(tǒng)靠攏。中國的文學傳統(tǒng)歷史悠久，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但如此強大的文學傳統(tǒng)，在全球化的時代里還有落腳之地嗎？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極大，從莫言、余華的小說里，都能清晰地找到外國文學的痕跡。外國文學有其益處，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納博科夫都是當代偉大的作家，但《紅樓夢》、“三言二拍”等中國傳統(tǒng)小說，把宏大的時代命運降落在個人身上，并在日常生活里絲絲縷縷地展開，這樣的文學傳統(tǒng)也很了不起。葛亮的文字看似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卻包藏著巨大的野心，他試圖用自己的小說，向《紅樓夢》、向“三言二拍”致敬。因此，盡管《朱雀》《北鳶》這南北二書，都是以反法西斯戰(zhàn)爭為主題……[詳細]
葛亮如此關注民間，如此細察散布于其中的碎裂，是因為他堅信要發(fā)掘歷史真正的意蘊，需要深入民間去尋找，或者去鉤沉被我們常常忽略的歷史細節(jié)。他在《北鳶·自序》里就點出了其中的真諦，那就是：“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而這種久藏在民間的真精神，在葛亮看來，指的是“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無論選擇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每個人都已經(jīng)將自己融入時代的大洪流中，并不同程度地推動這個時代向前發(fā)展，最終形成相互成全的關系。在小說里，我們不僅能從多數(shù)人物的為人處世上看到謙卑的品質，也感受到作者在用一種謙卑的姿態(tài)來構思行文。兩股力量結合在一起，共同支撐了葛亮的民國文化想象。更為重要的是，個人與時代的相互成全，成為了葛亮構建理想“民國”的奠基石……[詳細]
與淡化歷史意識相對應的，是故事的非傳奇化，強調恒常與延續(xù)性。近現(xiàn)代歷史也好，文學史也罷，出于慣性或是惰性，都視五四為歷史斷裂口。似乎一夜之間，所有的人事都隨之轉身。然而，敘事容易成事則難。新與舊的拉鋸中，革命敘事的草蛇灰線，時隱時現(xiàn)。革命如人生可能的一般“變故”，悄無聲息地進入到生活。在人倫價值上堅守，不妥協(xié)。無論新舊，老祖宗的規(guī)矩變不得。讀書人有讀書人的品尚風骨，商人有商人的道義，手藝人有手藝人的行規(guī)……各有各的身份，也拿捏好各自的分際。小說與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歷史要抽離出具體的人事，實現(xiàn)理性觀照，小說則總是試圖拆解歷史賦予的意義，回歸到歷史形成前的某種原生態(tài)，已實現(xiàn)小說敘事的有效性。小說在拒絕歷史意義時，又尋找另一種自在的歷史意義——生活史……[詳細]
《北鳶》述真，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對講述過程極為用心，力圖還原當時人的習俗、愛好，還原當時的情味。家族小說多用今人口吻寫先輩故事，葛亮卻用長輩所處時代的講述方式講述他們的故事，更具逼真性。《北鳶》最動人之處是對家人日常言語、心理、動作的細膩描摹，寫家庭內部人際關系、家人與家人互動，極為真實，所寫盡是常情真情，能讓人全然忘卻實虛悖逆，富有深刻的思辨力。可以說，“新古韻小說”是新古典主義在東方語境下的回歸與重建。它不僅能化用傳統(tǒng)文化思想精髓，且有新的氣象。主角盧文笙的人格氣質是變化著的：抓周抓空，被高人解為無欲則剛，日后定有乾坤定奪之量；自幼寡言木訥，有隱士風范；年歲漸長，習文弄墨，但不是只會死讀書的腐儒……[詳細]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對，真實就是如此。時光在小說中仿佛更易流逝。與傳統(tǒng)的感懷不同，作者是順其自然的態(tài)度。歷史跌宕起伏，個人還是有責任把個人的日子過下去，有時被拋在浪尖上，然而浪靜之時，必要學會站穩(wěn)——這感知來自作者祖父出世入世的態(tài)度——說時簡凈，其實背負的已經(jīng)是厚重的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歷史——在時代轉折的時候，從來不以個人為意愿，大風來時動極思靜是奢望，放手的只好放手，失去的終要失去，留下來的握在手里。站在今天看《北鳶》，如泛泛閱讀，自可以看個熱鬧，波瀾壯闊；不止這樣而已—— 此時此刻距離歷史上那些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風云已經(jīng)有相當?shù)臅r日，世界卻也不是在完美的平衡之中，年輕的一代仿佛站在十字路口，回首來時路……[詳細]
葛亮所云的“善待時代”，我更愿意把它解讀成善待時代中的蕓蕓眾生。文笙對母親昭如的體諒、對愛人仁楨的不忘、對同窗凌佐的痛惜、對風箏鋪龍師傅的惦念、對朋友永安的相信，都是對時代的善待。渺小的個人不只是被時代裹挾，也能以一些微小的善舉盡力挽回那大廈將傾的危局，盡管力量綿薄，且看似毫無用處，終究能夠對自己有所交代。在葛亮筆下，心懷善念、踐行義舉的人物不止文笙一個，作家自己也抱著對那個時代最大的善意，勾勒著層次豐富的人物群像。他們的身份有的高貴有的低賤，但是心中都“高義”照明。他們無數(shù)看似飛蛾撲火的善良舉動，合在一起終于扭轉了一個時代的走向。《北鳶》中的許多人物，都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芒，不過他們本身可能并不知道理想主義是什么。他們就像從中國那些流傳千古的故事中走出來的人，雖非自覺，卻在踐行著中國文化中最純粹、最高潔的東西——信與義……[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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