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是網絡文學的“正常態”

　　這幾年在北大中文系開網絡文學的研討課，我經常問學生們一個問題，在你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從網絡文學中獲得過正能量？答案幾乎全部是肯定的。尤其是那些因為喜歡網絡文學而選課的同學，他們會認真地告訴我，網絡文學(以及動漫、游戲等二次元文化)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怎樣深刻地影響了他們三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他們談到熱血、陪伴、羈絆(來自日語きずな一詞，指人與人之間難以斷絕的情感聯結)、純愛、世界感、情懷……這些我明白或不太明白的關鍵詞，談到在漫長的應試教育競爭中，那些“練級文”中的升級系統，如何讓他們覺得日復一日的枯燥練習有了意義，那些熱血的情節如何讓他們爽并被激勵著；談到在獨生子女的成長歲月中，那些“二次元”中的“羈絆”如何給了他們情感教育和真正的陪伴；談到上一代曾經信奉的世界觀崩解之后，網文中各種“第二世界”的設定如何帶給他們“世界感”和“參與感”；談到成年人的情愛世界已滿目瘡痍之后，如何在“耽美”等情感模式中讓“純愛”存身……時間長了，我會覺得，對于網絡一代而言，問“網絡文學有正能量嗎”這樣的問題，已經多少有些冒犯。

　　真正塑造一個民族心靈的是優秀的通俗文學

　　我也經常反問自己，作為一個學院派的研究者，我為什么會投身到網絡文學的研究中？除了對于媒介革命的判斷等種種學術原因外，不能不說，我一直深愛著通俗文學，并常懷感激之心。我們這一代是讀中外名著長大的，那些經典，尤其是啟蒙經典，塑造了我們的三觀，外加審美觀和文學觀。在我的文學殿堂里，最偉大的小說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曹雪芹的《紅樓夢》，但在生活中真正影響我做人的卻是金庸，如我的師兄王憐花(筆名)在《古金兵器譜》前言中所言，金庸教我們以大寫的方式走過人生，在現實生活中重情重義。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想不明白這是為什么？要說托爾斯泰和曹雪芹也不是卡夫卡、普魯斯特那樣的偏才怪才，而是偉大的常人。他們不僅是文學圣手，也是世事洞明者的高人。并且，他們的小說也那么引人入勝。他們教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但在如何對待這個世界的問題上，為什么最后能推我一把的卻總是金庸呢？

　　最后，我想原因可能恰恰是，金庸小說是通俗文學，是類型小說——作為通俗文學的主導模式，類型小說的類型不是任何人預設規定的，而是千百年來“好看”經驗的自然積累，是作者與讀者在長期交流中達成的密碼契約。它是正對著人的欲望來的，專往人的“萌點”上戳，能讓人更深地卷入愛恨情仇。人泡軟了，心泡化了，“三觀”才可能重塑。

　　如果說精英文學是訴諸人的意識的，通俗文學則是訴諸于人的潛意識的，而影響人的行為模式的通常是潛意識，其中最主要的影響通道是快感模式。比如，金庸小說中，所有重情重義的“性情中人”都成為了歡樂英雄，所有重名重利的“非性情中人”都練了葵花寶典(修煉者首先要揮刀自宮)。或許在現實世界里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成功，但金庸大師在他的王國里重新立法，遂使人心大快。反復施行的獎懲機制也會形成一種心理暗示，影響人的行為選擇。相對于精英文學的復雜，通俗文學的價值形態要單純的多。單純不是簡單，而是一種鮮明，一種力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你對世界簡單，世界就對你簡單”。大師級的通俗文學作家能以精純之力將天地大道植入世道人心，所以，真正塑造一個民族心靈的是優秀的通俗文學。反過來，這也說明了，通俗文學具有正能量是何等重要。

　　“通俗”不是“低俗”

　　那么，通俗文學能有正能量嗎？能。這并不是“寓教于樂”的外在規定性決定的，而是讀者內在的心理需求決定的。不錯，通俗文學是供人YY(意淫，白日夢)的。但黃暴是yy，純情也是yy。提起YY，人們經常色變，但也經常忽略YY本身可能孕育的“正能量”——這里的“正能量”不是從外面灌進去的，而是從欲望里泡出來的——人的七情六欲被推到極致處的自然升華或觸底反彈。縱觀古今中外的通俗文學創作，那些超級流行的大師之作沒有三觀不正的。相反，其特別打動人心之處，恰恰是喚醒了人們深埋于心的天理良心，乃至俠肝義膽、浪漫情懷。而那些放縱淫邪、一黑到底的作品，往往是處于底端的末流之作，可供人一時獵奇，卻很難真正流行。這固然有法令限制的功效，但更是人心選擇的結果——人喜歡善。善是溫暖的，光明的，美好的；善也是簡單的，安全的，令人愉悅的。不管人類經歷了多少場災難，人心曾變得何其丑惡，一旦喘過一口氣，還會往善的方向爬。以惡抗惡，人能活下來；懲惡揚善，人才能活下去。這里面有著生命的大道理。

　　所以，把通俗等同于低俗真是大誤解。“通俗”只是“易懂”，與價值觀無關，只于流行度有關。通俗文學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是撫慰人心的。流行度越高的作品，接近“普世價值”，越具有“正能量”。流行文學中也有一些專門挑戰社會價值“常態”的“變態”之作，但只能在“亞文化”的小眾圈子里流行。某種意義上，深懷烏托邦沖動和啟蒙情懷的“精英文學”也是“小眾的”，是“攖人心”的，它以批判、反抗的姿態揭露“從來如此”的吃人邏輯。現代主義文學更逼著人們審丑、審惡，直面世界的真相。而“求真”從來都不是通俗文學的任務，通俗文學的第一要務是“求美”——不是文字美而是心里美，就是做夢。夢要做得美，先要做得真，所以優秀的通俗文學作品都是“高度幻想”的文學(指小說中的“第二世界”是參照現實世界的真實邏輯建構的，且具有高度嚴密的內在一致性)。但夢境的逼真，只為了“重新立法”的暢快淋漓。成熟的通俗文學讀者并不寄望“夢想成真”，“啟蒙大夢”已醒的當代讀者甚至不寄望一個有現實批判指向的烏托邦，只是想躲進一個與現實并存的“異托邦”，做夢是為了更好地忍受。所以，通俗文學是最安分守己的，它的任何突破冒犯都必須在一個安全值范圍內，超過這個安全值，就會讓同樣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就不可能大流行。這個安全值就是“主流價值觀”。可以說，這正是通俗文學相對于精英文學的“保守性”，保證了它在政治上的安全性。換句話說，一個社會只要“主流價值觀”很正，通俗文學的三觀就一定很正。

　　消解“負能量”算不算“正能量”？

　　中國的網絡文學有正能量嗎？當然有。不管是喜是憂，自從2003年資本入場后，中國網絡文學就以網絡類型小說為主導。既然是類型小說，自有其千年不變的內在屬性。但是，在網絡空間生長的網絡類型小說畢竟不同于寄身于報刊圖書的紙質類型小說，從媒介革命的角度出發，“網絡文學”的核心特征就是其“網絡性”。“內容一經媒介必然發生變化”，這正是“媒介即信息”(麥克盧漢)這一著名論斷的核心要義。

　　網絡時代發生的一個最深刻的社會變化就是，網絡的媒介特性為瓦解精英中心統治提供了技術可能。網絡文學的“超文本”性和與ACG(Animation動畫、Comic漫畫、Game游戲)文化的共通性，打破了創作的封閉狀態和“作家神話”，“粉絲經濟”決定了網絡文學只能以受眾為中心，判斷什么是文學、什么是“好文學”的，不再是某個權威機構代表的“特定人群”，而是大眾讀者自身。在印刷時代雖然大眾通俗文學也相當發達，但一直存在著“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兩個系統，“通俗文學”無論擁有多龐大的讀者群也是“次一等”的，而“精英文學”無論多小眾，也握有“文化領導權”。網絡革命不但打破了精英文學—大眾文學之間等級秩序，而且根本取消了這個二元結構。這也就意味著在擔綱“主流價值觀”、為社會提供“正能量”的問題上，網絡文學被歷史性地推上前臺。

　　網絡文學創生十幾年來一直在體制外生長，強調自己自娛自樂的性質，對于“主流價值觀”缺乏足夠的承擔意識。經過2014年“凈網行動”，相信網絡文學將更自覺地接受“規訓”，也會更主動地嘗試將“主流價值觀”移植進自己的快感機制——這是一件充滿挑戰性的事，但更具挑戰性的是，到底什么是當代中國人“一致認同”的“主流價值觀”？它與“主旋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夢”、“傳統文化”、“普世價值”，乃至無數網民個人的YY之間是什么關系？可以說，目前中國并沒有一套上下認可、多數人共同享有的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主流價值觀”尚在模糊之中，它的建構需要一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反復協商過程，需要通過一部部飽受爭議的作品(如《甄嬛傳》)匯集各種力量的交鋒，需要文學想象力——這是時代對網絡文學提出的嚴正要求，也是網絡文學向“主流文學”發展的難得契機。事實上，網絡文學在十幾年的發展中已經自覺不自覺地為“主流價值觀”的建構做出了很大貢獻，只是這些貢獻尚待確認和總結。

　　首先，網絡文學把身處劇烈轉型期的中國人的欲望和焦慮以各種“類型文”的方式塑形，并形成了一套“全民療傷機制”。我們在討論“正能量”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對于一種擁有3億左右讀者(其中大部分是低學歷、低社會階層、低社會融入度人群)的大眾文學而言，消解“負能量”算不算是為社會貢獻“正能量”？想想那些每天上下班在地鐵上“金雞獨立”的人們吧，如果YY能讓他們好過一點，本身也算一項功德了。而在網絡文學興起以前，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已經遠離文學了。

　　“弱者本位”與“親我主義”價值觀

　　網絡文學最令人稱道之處是，在面對“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中，選取“弱者代入”的情感立場。網絡類型文層出不窮、千變萬化，但幾乎在講述同一個故事——屌絲的逆襲——特別是占網文主流的“小白文”中，這也是中國人最大的白日夢。按照筆者個人的定義，屌絲是在一個板結的社會里被阻隔了階級上升空間的下層有志青年。屌絲的形象很像現實主義“成長小說”里的主人公，但失去了啟蒙之光的庇護，“屌絲的逆襲”里既沒有道德的崇高性也沒有反抗的革命性，而是完全復制了弱肉強食的邏輯，所謂的“逆襲”只是“在下者”按照“在上者”制定的游戲規則“上位”。即便如此，“屌絲的逆襲”仍是弱者代入，所以你在里看到的“爽”不是高富帥、白富美對男女屌絲們的碾壓，而是“廢柴”們扮豬吃老虎，一路推到“大BOSS”的過程——這是“小白文”與郭敬明的《小時代》不同之處——“小白”們好歹守住了自己的白日夢，雖然靠的是在幻想世界里“開金手指”的方式。雖然同是文化資本主導下的流行文化，網文的生產機制更是去中心化的，以消費者為主導的，這里只有共推的“大神”，沒有宣教的“教主”。那種主寫強者“施虐”的網文不是沒有出現過，但不被歡迎。因為網文的讀者和作者大都是(或至少曾經是)底層的屌絲，受不了白天屈膝，白日夢里再被人虐一遍。如果弱肉強食的社會結構在現實中無法改變，文學的“弱者本位”本身就是一種善，至少是善的基礎，而淺白直接的“爽”在一定意義上保持了受壓者的心理健康。

　　第二，“爽”的基礎上，網文在“黑暗森林”里摸索道德底線，逐漸建立起“親我主義”價值觀。優秀的網文作家更將“親我主義”與啟蒙價值觀和儒家文化相結合，探索建立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

　　網絡文學發展的這些年，不但中國正處于社會結構和價值形態的重大轉型期，全世界都處于“啟蒙的絕境”的精神危機之中，人們不得不重回“黑暗森林”，探索生活的法則。網文讓讀者代入的主人公通常都是典型的“小時代”的小人物，他們是現實功利的，機智“腹黑”的，為自己打算的。他們打破了一切原有的道德規則，只奉行“潛規則”。然而，令人欣慰的，經過十幾年的“黑暗行走”，流行網文的主人公們大都保持住了基本的道德底線：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主動作惡，不過分殘暴。并且在“合理自私”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出一種“親我主義”的價值觀：愛自己，愛家人，愛朋友。“護短”、“護犢子”“護隊友”被認為是最基本的道德——聽起來一點都不“高大上”，但由于是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內以“縱欲”的方式探索出的原始道德，卻是靠得住的，因此格外珍貴。更可貴的是，在“小白”之上，還有一批被稱為“文青”的作家在“親我主義”上寄托“情懷”，實際上是在進行著一種價值觀的嫁接和重建——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啟蒙主義價值觀與傳統的儒家心理結構嫁接在“親我主義”這一當代人為抵抗“叢林法則”而重生的原始道德上，這是一種非常值得重視的價值觀探索努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文青”作家算得上網文界的精英，但他們同樣是在網文機制中摸爬滾打出來的，在這里成名封神的。支持他們的“精英粉絲”雖然在數量上不及“小白粉絲”，但有更高的忠誠度和影響力。比如“最文青作家”貓膩的“最文青之作”《間客》，曾在“精英粉絲”的各方支持下，戰勝最有人氣的“小白文”《凡人修仙傳》(忘語)、《斗破蒼穹》(天蠶土豆)，奪取起點2010年度作品“金鍵盤獎”，被稱為“文青的逆襲”。2012年貓膩又憑《將夜》獲得“起點中文網2011年度作家”桂冠，《將夜》也獲得2012年“年度月票總冠軍”——由此最被精英批評界看好的網文作家在網文商業機制內也拿了“大滿貫”，這說明在網絡時代，精英的力量已經內在于粉絲群體之中了。當然，包括學院派在內的各種精英力量的介入還是十分必要的，但有效介入的前提是對網絡文學自身機制的了解和尊重。尊重的前提是信任——相信網文界里有“情懷”，“正能量”是網絡文學的“正常態”。

　　(本文發表于《文藝報》2014年12月29日第2版)

　　(補注：文中關于“親我主義”的概念是由筆者碩士研究生孟德才在論文《“剩余啟蒙”、“世俗意”、“文青范兒”——“最文青網絡作家”貓膩論》中提出的，論文尚未發表，特此致謝！)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網絡文學的經典化與‘主流文學’的重建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4BZW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