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和那個劉淳(子文)

　　《黃河》雜志1985年創刊，走過30個春秋，倏忽已是而立之年。

　　到山西工作后，我才有了對《黃河》這本雜志的認識。

　　1995年底，我從西藏到山西，任人民日報山西記者站站長。前任站長王艾生是人民日報的老記者，在山西有很大的影響。他文筆好，脾氣大，尤其是“文革”之后的批評報道名動三晉各界。其他兩位年輕記者，在人民日報也是以文筆好，文風清新而著名。

　　之前，我在西藏人民廣播電臺當記者，1989年3月，由首席記者盧小飛提攜，進入人民日報的行列，任人民日報駐藏記者，當時有位人民日報科班出身的記者說我是“一步登天”。

　　的確，對我這個西藏民族學院畢業的地方記者來說，是有些天上地下的感覺。除了西藏，我走動的地方不多，其他地方的社情民意知之甚少，工作閱歷淺，知識面和眼界相對狹小。接資深記者老王的班，壓力可想而知。

　　人 民日報駐站記者的涉足領域和總社對日常新聞報道的要求，工作量還是很大的。生平第一次到了山西，我眼前是一片別樣的天地。經過一番案頭準備，山西在我心中 浮現出三個關鍵詞：老區(八路軍總部和三個師的師部曾活動在太行山區和汾河流域)；文物(地下文物看陜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地面文物是中國之最)；煤 炭(山西有中國最豐富的煤炭蘊藏量，是中國能源大省)。

　　好吧，作為一個記者，而且是中國第一大報駐山西的首席記者，我就從這三點入手寫山西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山西是中國的明星省，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挖煤、修路(山西第一條高速公路)、引水(從黃河引水到太原)、發電”四件大事。

　　緊張的日常報道之余，翻看《黃河》，是我少有的輕松時刻。這本雜志，說不上愛不釋手，但每當來了，必要信手翻看一番。

　　我在西藏時，業余時間也寫點文學方面的小文章。說實話，我的理想還是當個作家或自由撰稿人。雖然天賦有限，但理想的火花如同地火，一直在默默燃燒。

　　說到《黃河》不得不說到劉淳。

　　想 不起來是如何認識劉淳的了，反正他是我生命中必須遇到的一個朋友。當時，他是雜志的美編。記得某一天，我那狹小的辦公室兼臥室突然一亮，刮了光頭的劉淳進 來，他把一本《黃河》雜志往我桌上一甩，說：“新出的，給提提意見。”那一期，有作家張石山的《晉陽酒徒》，這篇說不上是小說還是散文的文章，語言輕快又 詼諧，給我印象很深。

　　在山西工作的幾年，我認識的山西男人幾乎個個都是酒徒，文人更甚。

　　劉 淳畢業于山西大學油畫專業，畫不出名，但美術評論和隨筆卻出手不凡。有晉人古風，朋友遍天下。個兒大、巴掌大、酒量更大。整天看他忙忙碌碌，呼朋喚友，東 奔西走，但《中國前衛藝術》《中國油畫史》一本本著作在不知不覺間就出來了。這讓一些高談闊論、眼高手低的人汗顏。也包括我。

　　三晉大地，表里山河，古風猶存，文人輩出。上大學時，老師對若干現代文學的作家進行介紹時，大為夸贊的就是山藥蛋派的趙樹理、馬烽、西戎等作家。

　　山 西是文學的沃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地呈現一派文學復興之勢。談詩說文寫小說，是十分時髦高雅的。那時的《黃河》雜志，是山西純文學的代表，旗下集 結了一大批充滿理想、充滿熱情的文化人，雜志主編是得過趙樹理小說獎的作家張發。僅是編委就讓人肅然起敬：馬烽、孫謙，其他的編委焦祖堯、成一、趙瑜、鐘 道新和韓石山等也都是山西文學界的大腕。馬烽寶刀不老，還在《黃河》發了長篇小說“玉龍村紀事”，精練的敘述和鄉土氣息濃郁的文字，讓我這個職業記者獲益 不少。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我游離在山西記者和作家的圈子，對高大上的《黃河》抱著敬仰之情。山西作家如同山西面 食，淳厚，韌實；作品如同汾酒，味道綿長。通過劉淳結識了不少活躍在中國文壇的山西作家，小說家張平、散文家張銳鋒、詩人陳建祖、雪野和潞潞、評論家謝泳 和閻晶明……有的數面之交，有的現在還有來往，一見面，免不了還得觥籌交錯一番。

　　《黃河》是在全國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能在此雜志登上一篇作品，是十分榮耀的事。我記得，這本雜志時常也有省外作家和評論家的作品發表。如賈植芳、錢理群、白樺、邵燕祥、韋君宜、孟偉哉、馮英子、雷達、楊志軍等。

　　在 《黃河》發表的小說、詩歌、評論質量好，品位高。我慢慢也喜歡上了，新一期雜志來了，我就關上門，一頁頁翻看，中篇小說和散文那是必定要看完的。我保留有 《黃河》2000年第一期。那期的頭條是“我們在新世紀的問題與主義——部分中青年學者學術心得筆談”，在山西乃至全國引起轟動。參與者有：崔衛平、雷 頤、秦暉、朱學勤、徐友漁、王學泰、王毅、謝泳、何光滬。這篇筆談，語言之犀利，眼光之敏銳，思想之前衛，現在看來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那期雜志，一時洛 陽紙貴。

　　《黃河》有一篇奇文值得一提，就是詩人寓真的長篇散文“昌化江回憶”。寓真舊體詩詞寫得好，在山西詩詞界有 相當的影響。這篇散文寫他“文革”初由北京政法學院畢業，分配到海南昌江縣工作，六年來，在海南島工作生活的酸甜苦辣。文字樸實，所敘那黑白顛倒、人妖不 分年代之事之人，令人心靈震撼，也令人唏噓不已，掩卷深思。

　　有一次，在《黃河》雜志上看到劉淳寫的評論《牟森和他的 戲劇》，令我驚訝。以前僅知劉淳是畫家、美術評論家，不知何時也論上了話劇。牟森是八十年代進藏的大學生，在西藏話劇團當過導演，回北京后，成為當年名動 一時的先鋒派話劇導演。他倆形似，高個，光頭。《黃河》還發過作家格非的文章和龍冬的小說，格非和龍冬也是我在西藏就認識的朋友，不知劉淳怎么約來的稿。

　　某 天，劉淳帶我去了太原南華門東四條作協的院子，庭院深深，綠蔭掩映，古色古香。見山西作協主席焦祖堯第一面，他就送我一本他剛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黃河落 天走山西》，內容是寫山西引黃入晉工程。不久，老焦又代表山西作協送了我一套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文藝創作五十年精品選”。皇皇數十卷，時不時信 手翻翻，能沉甸甸地感覺到山西創作隊伍的實力。

　　在山西與諸多作家交往，耳濡目染，我經不住劉淳和張發的約稿誘惑，也在《黃河》雜志發表了長篇散記《神山圣湖》。大概是在1999年，我在斷斷續續寫有關西藏的一部散記，有的篇章也請劉淳提提意見。他說，拿來，在我們《黃河》發吧。

　　山 西，還有《黃河》以及那些山西文人們，冥冥中與我好像有一種緣分。1995年底至2000年秋，我在人民日報山西記者站當站長，而后又回西藏；2004年 底，我又再次被派到山西，任新華社山西分社社長。我忘不了山西人豪爽氣質和真切的情誼，直到現在，我已回北京工作數年，仍然每期都能收到《黃河》。

　　在山西那些年，我感覺到，三晉大地上，趙樹理們的山藥蛋味還是那么意味深長，香火綿綿。

　　1942 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提出“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2014年，習近平在北京文藝 座談會上，再次要求“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他指出“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

　　《黃河》走過了30年歷程。而立之年，正是精力旺盛之年，正是成果豐碩之年。我注意到，《黃河》的欄目增加了許多，其中一個亮點就是“晉軍新銳”，發的大都是有實力的80后、90后作家的新作。山藥蛋派代不乏人。

　　現 在，中國正進入一個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文學所面對的社會更加復雜多樣、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劉淳，那個山西光頭漢子，由《黃河》雜志美編到副主編、主 編，再到社長，一步步成長，山西文學的一面大旗已遞交與他肩上。人還是那個人，熱情還是那么高，酒量還是那么大，在中華文化復興的道路上，山西文學隊伍仍 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黃河》大有可為！

　　2015年2月4日夜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