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的甄選方式并不完美(李萍)

　　諾獎得主庫切與莫言在京切磋文學時稱

　　諾貝爾文學獎的甄選方式并不完美

庫切與莫言。 攝影 裘大力

　　深圳特區報北京4月2日電(駐京記者 李萍)今天，為期兩天的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庫切、布萊恩·卡斯特羅等8位澳大利亞作家參加此次論壇，與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著名作家莫言、劉震云等8位代表圍繞“文學與包容”的主題交流對話。特別是庫切與莫言這兩位諾獎得主關于“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的對話，引人注目，贏得了一陣陣掌聲。

　　據介紹，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開始于2011年8月，莫言、張煒、李洱、盛可以、趙玫等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了悉尼，參加了為期3天的第一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此次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由中國作家協會和西悉尼大學、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等聯合舉辦。

　　該論壇成為兩國文學交流和作家交往史上的盛事。此次論壇的主題是“文學與包容”。在這一主題下，兩國作家將圍繞“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文學的本地化與世界性”、“文化包容”、“文學體裁與閱讀”等進行演講，并與讀者互動。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庫切與莫言也將分享他們的文學實踐、人生經歷。兩國作家間高水平的交流將是一次內容豐富的文學盛宴，帶來生動的文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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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本質是抵抗生活中的一次性

　　鐵凝引用國外出版商的話“假如人類生活中沒有文學，人類將更加困難”指出，之所以好的文學在今天仍被讀者需要，正是它有能力體現一個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有能力傳達一個時代最生動最本質的情緒，有能力表達多樣的不同魅力的文化創造在自己的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想象力。

　　“一次性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嗎？”面對給生活帶來方便的一次性的器物，她認為，文學的本質是抵抗生活中的一次性。她反問，在億萬信息唾手可得的時代討論文學，就因為各色信息太過容易了吧？就因為無需想象、不必殫精竭慮、更不具文學解構的社會情報對文學的湮沒嗎？就因為一條網絡信息中的社會影響有時就可以輕易覆蓋一長篇小說的容量嗎？就因為時代的諸多不耐煩與作者自身的不耐煩的頑強干擾嗎？如果真是這樣，這是文學的失敗。當作者在自信地踏上信息高速時，寫作者擁抱取之不盡的資源時，更應該留神險情。

　　同時，她認為，世界是多樣性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明創造了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人們經過長期探索和歷史演變后，認識到只有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包容、和諧相處才能帶來世界和平，共同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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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文學被它的現代性悄悄改寫

　　徐小斌在與布萊恩·卡斯特羅討論“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時指出，有時一部經典可以塑造和改變人的一生，但目前傳統文學正被它的現代性悄悄改寫。譬如愛情。她以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與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相較，指出托翁無意間安排了一種傳統文學中的愛情模式——假如渥淪斯基的整個事業是一座金山，安娜不過是金山上的一粒金沙而已，而安娜卻用整個生命在愛著他。而昆德拉卻潛移默化地改寫了這一模式，托翁的愛情模式在昆德拉這里被改寫成了性與愛的背離。

　　她說，進入21世紀之后，消費主義乃至拜金主義的市場話語急劇膨脹，大有格式化整個社會成員、凍結所有精神探索與想象力之勢，這種氛圍中，審美與審智而成的寫作成了笑話。她的新作《天鵝》就是這種糾結的產物。不過，她仍指出，在高度商業化之后仍將需要新的返璞歸真。任何社會都不會沒有孩子，任何孩子都不會沒有美麗的夢——而文學應當是所有的夢中最美麗的。

　　布萊恩·卡斯特羅也同意現代性對文學的影響。他表示，傳統總會是傳統，由學者研究存放于博物館或文學館中，但文學是活的，與現代性分不開。電子化正在影響文學，文學輸給了景觀，評論變成了寥寥數筆，人們不再崇尚偉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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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諾獎評選

　　根本準則是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在世界是一個話題，在中國尤其是一個話題。特別是后來，它成為聲討中國作家的一個話題，無論怎么回答都會挨罵的一個話題。”莫言一談起諾貝爾文學獎就如此笑言。

　　他表示，近30年來，中國作家在努力創作，成果是豐碩的，而創作的原動力也不是諾獎。世界上沒有一個獎項能夠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文學車輪滾滾向前。他認為，文學發展的根本動力是追求光明、懼怕黑暗，是人類認識自我、表現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文學獎沒有關系。而要寫出好的作品，必須把文學獎忘掉。如果一心想獲得文學獎，把得獎當作動力，甚至揣度評委的口味，改變自己的風格，這樣的努力多半是南轅北轍。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是否把政治標準作為考量標準的質疑，莫言回應表示，諾貝爾文學獎的根本準則是文學，根本意義是文學意義，而不是其他。他稱，自己在瑞典領獎時深刻認識到，他們把作家文學成就作為最重要的標準，其他并不在考慮之內。

　　不過，對此，庫切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甄選方式并不完美。他認為諾貝爾是一位超級理想主義者，根據他的遺囑，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給過去一年中表現出了理想主義傾向，并有最優秀作品的人。這一甄選權落在瑞典皇家學院，由學術權威不記名投票選出。他們從19世紀開始到現在，仍受這一遺囑影響。如授獎詞中都會宣稱該作家作品有理想主義傾向，說“驅使認識掩蓋的歷史真相”等。

　　對于得獎感受，莫言則坦言，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寫作，除此之外的活動如果對寫作無益只是浪費。一個諾獎獲得者應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是一個問題。自己希望新的諾獎評出后，能夠回到書房，安靜地、不受干擾地寫小說。寫出最好的小說，就是對獲獎最大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