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輕道重

　　李謝詩魂

　　從宣城到當涂，有一條千古文脈。

　　南齊的著名詩人謝罣，年輕時生活在建康，那里的山川麗景、人文積淀予他以良好的熏陶，后來又廣泛接觸了三江與荊楚的社會、自然文化。三十二歲出守宣城，由于仕途險惡，出處仕隱的矛盾橫亙于心，更加有意識地恣情山水。而宣城恰是山水名都，為他的山水詩的創作提供了富饒資源，因而這個時期的詩作，成就巨大。以他的五言詩為旗幟的“永明體”的出現，為詩歌由古體轉變為近體架設了一座橋梁；對于盛唐王維、李白、杜甫的詩歌創作產生了積極影響。

　　兩個世紀之后，詩人李白曾經七到宣城，對于謝罣傾心追慕，寫下了“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等許多抒發其景仰之情的詩篇。清代詩人王士禎有詩云：“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

　　李白對謝朓的追慕，固然著眼于他在詩歌藝術方面的高度成就；但也和兩人在政治抱負、仕途遭際、思想基礎、生活閱歷方面存在許多相似之處有一定關系。里面有悲慨，有同情，也有知己相托，惺惺相惜。同李白類似，謝罣始終期望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但他既缺乏政治家的膽識和氣質，又沒有肆應宦海驚濤的經驗與韜略，只是一個才情洋溢的詩人，被卷進激烈斗爭的政治漩渦，推涌到郡守、尚書吏部郎的官位上，最后被誣下獄而死，年僅三十六歲。

　　李白歿后六年，著名文學家韓愈誕生。他特別崇拜李白。由于深情懷念，“夜夢多見之”，晚年，他跋山涉水，專門到宣城來筑室而居，以體認高懷，親近遺澤。爾后，相繼又有白居易、杜牧、歐陽修、梅圣俞、蘇軾、黃庭堅、文天祥、李東陽、文征明等無數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在宣城寫下了許多憑吊李白、謝罣的詩文。元帥詩人陳毅在抗日戰爭戎馬倥傯之際，還曾在宣城題詠：“敬亭山下櫓聲柔，雨灑江天似夢游。李謝詩魂今在否？湖光照破萬年愁。”足見謝、李二公詩文影響入人之深。

　　當涂城南十五里，有座名叫“青山”的小山，林壑幽深，風光秀美。謝罣出守宣城時，嘗筑室于青山之陽，與客遨游吟詠，雙旌五馬往來于湖山杳靄之間。李白愛屋及烏，對青山懷有特殊的感情，曾多次前來憑吊謝公宅、謝公井，尋訪謝罣的遺跡。太白既歿，原殯于龍山東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傳正根據太白“悅謝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鄰謝罣”的夙愿，遷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謝終于結為異代之芳鄰。

　　文人相重

　　一千二百年之后，有 “詩書畫三絕”和“當代草圣”之譽的書法藝術大師林散之先生，心儀李白，先后十余次駐足采石，放歌橫江，淚灑青山，立誓“歸宿之期定與李白為鄰”。

　　杜甫沒有到過皖南，但當在皖南說到文人相重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和杜甫的真摯友情。

　　聞一多先生曾把李杜相逢比作兩曜遇合，認為意義極為重大，“我們該當品三通畫角，發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我則更加欣賞兩顆詩星無比純真的本性與至情。

　　公元744年，二人在洛陽首次相會，情意相投，備極歡洽。次歲，他們又在山東的齊州、兗州重逢，相偕游覽，親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凄然話別時，李白寫詩相送：“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別離日久，懷想殊深，李白又有“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之句。杜甫回到長安后，也寫了《春日憶李白》的名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可惜兩位詩壇巨擘此后再未重逢。公元757年，李白因受永王事件牽連，被捕入潯陽獄，翌年流放夜郎。杜甫萬分懸念，結想成夢，寫成《夢李白》二首和《天末懷李白》，感情至為真摯。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這是白居易與元稹論詩時提出的觀點。公元809年，元稹奉命入蜀復查刑事案件。白居易時在長安，飲酒中憶起元稹來，寫道：“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與此同時，元稹在梁州驛舍中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和白居易同游曲江和慈恩寺，就寫詩相寄：“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表面上看，似乎有一點神秘色彩，實際上，恰恰說明二人真摯友情是何等之深！

　　六年之后，元、白先后被貶謫到通州和江州。元稹聽到白居易亦遭貶謫的消息，不顧自身的困難處境，拖著病弱之軀，寫了一首七絕：“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見到這首詩之后，在給元稹的信中說：“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仆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 ”稍晚一些時日，元稹又寫了一首 《得樂天書》，詩人手持遠信，流著淚走回內室，引起了妻兒的驚疑。因為詩人已經傷心得說不出話來，她們只有猜測：是誰一封信竟引他如此悲傷，看來肯定是白樂天了。

　　凡傳世名篇無不文自情生，貫穿著一根真情灼灼的紅線。曹丕當過皇帝，但政治上并沒有什么突出的建樹，倒是在文學方面成就為一個建安時代的重要詩人，而且也是文學批評史上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流行。曹丕在給文友吳質的信中，深情悼念幾位死去的朋友，同時也滿帶感情地表現出對過去友朋相聚、觴酌詩詠的生活的懷念。感情悲愴懇摯，文筆哀婉動人。

　　文人相輕

　　在當涂，我問東道主：唐宋時期，除了李白，當地還有哪些人頗著文名？他們說，恐怕要推北宋時的郭祥正和李之儀了。

　　郭、李二人大體上生活在同一時期。郭祥正，當涂人，熙寧進士。他特別喜歡李白的詩，寫的古風有類似李白之處。但其為人，當時與后世頗有一些非議。

　　李之儀，趙郡人，以才學名世，后卜居當涂。一次，他為郡人羅某作墓志，開頭就說，“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濁。”清謂羅公；濁即指郭祥正。郭以此怨深刺骨，“文人相輕，遂成仇敵”。之儀喪偶無嗣，曾將郡中娼妓楊姝養在家里。祥正乃慫恿豪民上訟于朝，之儀被削籍，楊姝斬首。祥正快之，作俚語曰：“七十余歲老朝郎，曾向元�陶f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后，卻與楊姝洗杖瘡。 ”

　　郭、李交惡式的“文人相輕”，與曹丕當日講的“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不屬于一種類型。在《典論·論文》中，曹丕認為，出現文人相輕，一是由于“善于自見”，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一是由于 “暗于自見，謂己為賢”。錢鍾書先生評論說，數行之內，語若刺背，理實圓成。又兼文學產品的評價，常常是從欣賞者的個人角度出發，各有軒輊，不易統一。所以有“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說法。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文學上分宗列派，黨同伐異，也常常表現為文人相輕。

　　清代雍正、乾隆時期，詩壇上以袁枚為首的性靈派同以沈德潛為首的格調派尖銳對立。沈氏強調溫柔敦厚，正格調，主唐音；而袁枚則主張，“詩之為道，標舉性靈，發舒懷抱”，最后，在反封建綱常、反形式主義、反純功利觀念上，壓倒了“格調說”。再如，他對在考證學風彌漫下產生的以翁方綱為首的“肌理說”也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批評它是“滿紙死氣，自矜淹博”。但是，除了這類正當的文學批評之外，袁枚有時也明顯地表現出宗派性質的文人相輕。比如，他批評摹擬名家是 “權門托足”；譏諷神韻派為“貧賤驕人”；嘲罵浙派是“乞兒搬家”；哂笑以詩唱和者為“村姑絮談”；指責作詩加注是“骨董開店”；評說寫膚淺之詩是“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諷刺講聲調、格律者是“栩栩然矜獨得之秘”。可以說，罵盡了當世詩人。

　　實際上，他自己的詩亦有不少酬唱征逐、內容無聊的敷衍之作，甚至有人譏之為“偽體”和“野狐禪”。尤其是在《隨園詩話》中對達官顯宦的記述過多，對資助他刻書的更是求則必應，常有“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的私貨被錄進《詩話》。對袁枚這樣的詩壇巨擘來說，當然這只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