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一頁(邵燕祥)

　　1960年1月上旬，收到第一個郵件，說第一，是開年不久的第一個，又是從農場回來以后的第一個。

　　郵件來自王金陵。寄來她譯的《烏克蘭民間故事》，扉頁寫下“燕祥文秀：祝賀一個新的開始”兩行大字。

　　一般都說1960就是六十年代的開始了。那就讓五十年代的一頁翻過去吧。可我從來不相信過年常說的“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也就不會相信從日歷上哪一天起，時代就翻新了。在我，生活，怕還是1959以至1957年的繼續。

　　再一想，這是說我結束了劃右以后的勞改那一段，生活將有個新的開始。傳遞了友人心中的祈愿。

　　不知道金陵從哪兒聽說我回原單位了，要么是從一聽說戰犯特赦、右派摘帽的消息，就想起這個不爭氣的朋友了。不像我，她這幾年沒有蹉跎，譯筆流暢的《烏克蘭民間故事》有好幾百頁呢。想必樣書一出，她第一時間就想借贈書給我們一個祝福。

　　舊友到底是舊友。為了感謝她的關注和祝愿，我也得相信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這一年的4月，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列寧論文學與藝術》兩大厚冊，裝幀不俗。金陵給我寄來，沒有題簽，我想她或許參與翻譯了，那時候這類集體性的工作都不署名。

　　她大概也沒想到，她幫了我一個大忙，不過我一直沒對她說過。

　　從那個顛覆了我的運動開始，我就沉默少言語了，潛意識里是多言惹禍，但也因實際生活里我被“孤立”(當時的政策是：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并打擊右派)，我跟誰去說話，去多話？加上身歷親經的種種告訴我，到處盡都是不讓說的，我還說什么？

　　不讓說鬧饑荒，還是鬧饑荒，不讓說，一說就是傳謠，就是右傾，就是對現實不滿。可在“內部傳達”時，還是承認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了。

　　六○年底六一年初，廣播局局長、總編輯梅益，傳達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工作八字方針，同時也傳達了一項“精神”——那時候都這么說，“精神”指的是“政策精神”，互相問“有什么新精神？”就是問政策有沒有新變化，也不管是向好變化，向壞變化，“計劃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電話”，顧不上問這變化好不好，就得緊跟；——這回的新精神，聽著不錯，說人們物質生活欠缺，精神上的需要要盡量滿足，比如文化生活更生動活潑一些，文藝節目更多樣一些……

　　這時老上級柳蔭主管中央臺的文藝部和表演團體，我掛在他那兒打雜，做些輔助性的文字工作，恰好有個不確定的任務，向中央臺文藝部提供一些計劃外的節目。

　　我在瀏覽《列寧論文學與藝術》時，忽發奇想，何不以“列寧喜愛的音樂作品”編一套系列專題？關于列寧的回憶文章，都說列寧喜愛音樂，不但懂得欣賞，而且自己也唱歌，在日內瓦流亡的時候，跟同志們散了會，走在夜深人靜的大街上，他會帶頭高唱《斗牛士之歌》，激勵大家的斗志。那么，《斗牛士之歌》是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節目了。當然不止這，還有貝多芬、柴可夫斯基……一連串古典音樂大師的作品可借此列入選題，個個都有文獻可考，是革命導師十分喜愛的呀！

　　當《列寧喜愛的音樂作品》系列專題列上節目表，在《廣播節目報》公布以后，那些愛好西洋音樂的“小眾”，也許并沒好好學習《列寧主義萬歲》等三個重要文件，卻意外地得引偉大導師為音樂上的知音老友了——不可謂不老，宣傳機器正以他的名義來反對蘇聯的“現代修正主義”，彌補因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給“國際共運”造成的裂縫。

　　久違了！《命運交響樂》！久違了，貝多芬！

　　久違了！柴可夫斯基！久違了，比才！

　　誰能說我們不是高舉列寧主義大旗？

　　從五八年起，總路線、大躍進的凱歌高唱入云，廣播喇叭里連軸轉地放的是“三面紅旗”啊，“小車軸承化”啊，“鋼是工業糧，糧是農業綱”啊，頂多是讓那一個三十年代的蘇聯青年，徘徊在姑娘門前，晚霞中閉口無言，只是“目光向我閃一閃”，惹得姑娘猜不出，“有誰知道他呢，為什么目光一閃，為什么目光一閃，為什么目光一閃？”五十多年后，著名作家王蒙，還在憶舊文章中全文引用了這首刻骨銘心的歌詞，這首像老唱機滑了針似的詞曲，我估計也是當年經由廣播反復灌輸給他的。

　　托列寧的福，《列寧喜愛的音樂作品》這套節目，當時收聽率挺高，幾年后在“文革”中也沒當成我的罪行。可在這套節目之外的，比如我幫文藝部音樂組潤色過的歌劇剪輯《巴黎圣母院》、古曲欣賞《春江花月夜》等的文字稿，就都淪為推銷“封、資、修”“大(后來江青又改為“名”)、洋、古”的案例，不過那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打擊的是一大片，即使算到我的頭上，我也早就“虱子多了不咬，債多不愁”了。

　　《列寧喜愛的音樂作品》也早不播了。不是吃了我的掛絡兒，而是那些古典音樂都被裝進了一個破筐。列寧的標簽是崇高的，不能屈尊紆貴貼到這個破筐上。反正列寧自去愛他的西洋音樂古典音樂，不受干預。我輩就不行了。當時不明白為什么雙重標準。后來在“文革”中，從小道消息知道江青、王洪文他們可以隨便調看好萊塢老片子(把《出水芙蓉》唯一的拷貝都弄丟了)，又可以指定譯制好萊塢的新片子，不過只許他們自己小圈子的人看；毛澤東主席有專印的大字本古籍可讀，還專門組織拍攝老戲老相聲的錄像。人們聽說并不驚異，也不羨慕，相信這些高層領導水平高，抗毒性強，不怕感染，我們水平低，不聽不看，正免得中毒挨批呢。

　　從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到1966年“文革”開始的十年間，雖說中蘇關系的分裂逐漸明朗化，但在意識形態上本是血脈相連，沒法一刀兩斷。中國先是響應二十大，也不諱言斯大林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雖說這僅僅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錯誤”；過了幾個月，因斯大林問題引起各國共產黨內人心波動，于是，毛澤東首先在高層會議上講“列寧是一把刀子，斯大林也是一把刀子”，“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都不能丟”。這樣一來，跟蘇聯有了分歧，赫魯曉夫高舉列寧的旗幟，用列寧的“好”，反襯斯大林的不好，于是出了不少歌頌列寧的書，從列寧的青年時代，到他的晚年，原來革命鐵腕和強勢山鷹的形象，這時化成富有人情味的老爺爺，從故事、回憶到劇本，這些書不少也翻譯到中國來了。

　　當時能看到的中譯本，我多半瀏覽過了。有一本回憶列寧時代的書，叫《黑面包干》，留下難忘的印象。作者似名杜布羅維金娜，是位布爾什維克老奶奶。寫的是1919到1921年時期的生活，一邊打著內戰，一邊還要支援德國革命，要從嘴邊上省下口糧運到德國去。我想是由于有了時間的距離，不必再忌諱當時糧食短缺、經濟困難、民生疾苦這些陰暗面了，在我這個幾十年后的讀者看來，應該承認在相當程度上是真實可信的；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那些青年革命者忍受著饑餓和病苦，卻還一心一意地要為遠在歐洲的無產者兄弟奉獻一切——哪怕只是黑面包干！我想，我若生活在當時當地，也會這樣義無反顧。這是那一派“內憂外患”的情勢裹脅了我，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情懷感召了我？

　　《黑面包干》里寫的這一切，是真實的嗎？我相信基本是真實的。因為作者和她筆下那些早期革命黨人，他們無保留地相信布爾什維克，相信列寧。

　　斯大林把列寧時代的老近衛軍差不多趕殺盡凈了，一旦斯大林的神話破滅，人們自發地，或者在蘇共的引導下轉向對列寧的懷念。

　　好像如果列寧還活著，就不會讓斯大林為所欲為，那么一切就會好起來。

　　好像后來蘇俄的厄運，只是因為沒有了列寧。

　　這個思路，其實也正像前一時期認為蘇聯的一切成就，一切真實的或虛妄的幸福，都是來自斯大林，都是因為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遺志的緣故。

　　看似矛盾，其實并不矛盾。當虛妄取代了真實的時候，強勢的虛妄一時強奸了孱弱的真相。

　　在我1962年參與改編的蘇聯題材劇目《葉爾紹夫兄弟》中，那位對赫魯曉夫新政不滿的老市委書記，在他猝發心臟病去世前，最后一句話，就是激動地喊出：“如果列寧還活著！”

　　當時，我們在中國看蘇聯，自以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實，又是其實，我們當時的種種想法，也還在如來佛的手掌心里打轉呀。

　　回憶五十年前事，想起金陵1960年初祝賀我“一個新的開始”，我也接受了這個祝福，我們都太天真了。隨后不久的“文革”，就打破了我們的天真。我雖在“建國十年大慶”前夕第一批摘了“右派”帽子，幾年以后還不是作為所謂“摘帽右派”“老右派”回鍋重炒？整個中國沒有“一個新的開始”，億萬斯民一分子的個人，哪里說得上“一個新的開始”呢！？

　　2012年7月6-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