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抗抗：致敬！布萊希特·小百花

——觀賞新概念越劇《江南好人》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大幕開啟，幾件短衫長袍高懸。服裝是時間的刻度——歷史背景在這斜襟大褂中無聲地顯現。民國初年的外衣徐徐降落，劇中人像鐘表的指針開始行走。面對《江南好人》亦莊亦諧的舞臺，耳眼一時竟不夠用了。那個曾經塑造了數個瀟灑飄逸女小生的茅威濤，一開場，已變身為娉婷柔美的歌妓沈黛。沈姑娘在樂曲中傾訴心緒，分明是越劇女旦清悠婉麗的嗓音。沈姑娘的身段婀娜多姿，活生生一個令人憐愛的江南民女。沈姑娘的表演含蓄細膩，傳遞出民國女人素雅委婉的韻味。曾被我們熟悉的“風流才子”茅威濤，在《江南好人》中驟然變得陌生。她一人分飾男女兩位主角，于不同的時空，將自己分裂為兩半：這邊廂，還原旗袍長裙的女兒之身沈黛；那邊廂，另塑西服革履的沈黛“表兄”隋達。全劇茅威濤共用六套女裝、四套男裝，反復易裝達十四次之多，演員的高強度體力消耗與后臺高效的精準配合，令人嘆服。每當沈黛隱去，隋達隨即登臺。隋達消失，沈黛悄然復現。男女主角的性別轉換，如同幽靈一般自由來去，傳統戲劇舞臺封閉的空間被一次次打破重組，給人極其震撼的審美驚喜。

　　公元二〇一三年初，茅威濤、郭小男伉儷，攜浙江小百花越劇團，于國家大劇院首演新概念越劇《江南好人》。京城報紙前一日已經刊登了茅威濤的女裝劇照——驚艷而不失端莊、嫵媚兼具優雅。京城隆冬寒風蕭瑟，大劇院戲劇場春意彌漫。京城及異國“茅迷”紛至，為夢中的茅威濤而來、為美麗的越劇而來、為一次戲曲的視覺聽覺盛宴而來。

　　二〇一二年春季，茅威濤的經典作品《西廂記》在國家大劇院封箱之日，我曾深感失落，好似一件寶物從此被雪藏深山。心里卻明白，必有另一只沉甸甸的戲裝箱子，即將打開了。

　　時隔半年，茅威濤與女旦老搭檔陳輝玲雙雙華麗轉身，變型為性別角色對位置換的男女主角，重返大劇院舞臺。兩位功成名就的表演藝術家，敢于“揚短避長”“另起爐灶”——需要多么強大的勇氣和能量。

　　日內媒體的報道，大多落筆于茅威濤“首秀女角”的新奇“看點”。

　　“秀”的英文原意為“表演”。近年來，“秀”已俗化為“炫耀”。

　　光怪陸離的“炫秀”過后，曲盡人去，終有藝術之魂，不散不滅。

　　在茅威濤早已被公認的藝術成就光環之下，她根本不需要為迎合觀眾而“秀”，也無須為“炫秀”而秀飾女人，更不必為“作秀”改弦更張。茅威濤此次“生改旦”，需要越過難以想象的技術障礙。小生與女旦的發聲支點完全不同，為了找對嗓音的發力點、練習女旦的肢體語言，茅威濤沒少吃苦，從夏至秋，每一曲每一步，都浸透了漣漣汗水——只有在為藝術虔誠“獻身”的激情驅使下，她才能完成如此高風險、高難度的自我挑戰。她是為了《江南好人》的劇情需要而“變臉”，為了獨特的舞臺呈現而“變性”，為了越劇藝術的發展和創新而“變聲”。她即便“秀”了，“秀”的是藝術創造的新生命和新成果。多年來，她正是從每一部新劇塑造的新角色中，一步步走向崇高綺麗的藝術境界。

　　《江南好人》改編自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話劇《四川好人》，原劇本對善惡的評析與表現，具有相當的思辨深度，在世界戲劇史上頗得好評。劇終前，沈黛與三位神仙有一段對話，可謂全劇點睛之筆：

　　神仙丙：現在我們莊嚴宣布：

　　三神仙：沈黛是標準合格的江南好人！

　　沈黛：神仙啊，我本是一個普通女子，為什么非讓我承擔這個責任？

　　三神仙：因為神仙需要好人，民眾需要好人，社會更需要好人！

　　沈黛的疑問也是觀眾的疑問。在這個惡人稱雄、好人難得的世界上，“好人”成為人們一個可望不可即的夢想。我們想做好人而不能，更不愿意為助惡人而做好人。然而，人性本是善惡交雜，并沒有絕對的好人與惡人。善與惡，每時每刻都在糾結、裂變、互相轉化。在一個極度貧困或是貧富嚴重分化的社會環境中，良善無法存在，更無法生長。

　　話題回到“秀”。導演郭小男對布萊希特的《四川好人》情有獨鐘——“眾里尋他千百度”這個劇本“選秀”確是別具慧眼。該劇在德國誕生半個多世紀后，郭小男和編劇曹路生將其移植為越劇臺本，故事發生地改為民國初年的江南小鎮，借此劇探討人性善惡、叩問靈魂。作品的寓意之深、表演彈性之大，為導演和表演者提供了“炫技”的大舞臺。導演膽敢設計由男裝版茅威濤與女裝版的茅威濤一人，兼飾沈黛與隋達男女兩個角色，這一構想堪稱奇絕。倒像是布氏當年就為 “未來中國”的茅威濤施展技藝、量身定制好了劇綱。這個“秀”，秀得冒險卻頗具創意。

　　二〇一二年是布萊希特逝世五十六周年。《江南好人》的導演郭小男說：該劇是對“布萊希特”哲學的一次致敬。在今人或許已經淡忘了這位戲劇大師之時，郭小男率小百花越劇團一船才子佳人，從大運河終點杭州逆流北上，揚舉布萊希特之旗，直抵大運河的起點北京城。

　　有關《江南好人》更多的話題，可從導演構思上展開。在該戲的移植改編中，導演顛覆了傳統越劇的敘事程式，與先鋒戲劇進行了“無縫嫁接”。吸納了現代音樂劇的形式元素，以多種“非越劇”的手段，為越劇注入新鮮活力：敘述神仙無錢住宿遭拒，三個店老板托字來回走一趟，因果了然；沈黛渴望的婚禮，在眾人歌舞的“虛擬”敘事中成為泡影；明初西洋文明的侵入，以一場“紳士”集體舞，烘托出當年的環境氛圍……舒緩的江南小調、清雅的蘇州評彈，與跳躍的西方爵士樂混搭；幽默諷刺的臺詞念白、場景道具的象征意味、節奏明快的現代舞片段、說唱RAP……種種新鮮的藝術手段，在傳統越劇敘事模式的縫隙里熠熠生輝，完美地呈現出舞臺創意的新鮮感。糅入了與觀眾可交流可溝通的“當下性”，劇場內時時響起“茅迷”會心的笑聲和掌聲，也征服了更多的年輕觀眾。

　　因此，導演完全有理由宣稱：這是一部面對未來的戲劇(越劇)。

　　然而，對于導演來說，最難的不是戲劇形式的變革，而是布萊希特話劇語言的犀利和思辨特性，在轉化為戲曲唱詞，尤其是越劇軟糯的方言之后，所能承載和擔當的思想表現力度。郭小男以“小生”之豪邁，以“女旦”之細膩，對布氏的“好人”進行層層剖解。以越劇的舒緩哀婉，重新闡釋布氏的尖銳與激烈。或許，世上最堅硬的東西是柔軟。可謂以柔克剛、水滴石穿。《江南好人》終是將布氏冷峻的人性批判與價值判斷，以劇中各色人物復雜性格的表演、以越劇明快流暢的唱詞念白、以簡約多樣的歌舞，完美地進行了闡述。布萊希特所倡導的戲劇間離理念，與中國戲曲的抽象寫意，達成了奇妙的融合。

　　致敬，布萊希特！您對人性的叩擊與追問，是越劇新生的催化劑。

　　值得一說的，還有小百花當家花旦陳輝玲的出色表演。此次茅威濤的老搭檔陳輝玲反串小生，平頭西裝厚跟皮鞋。昔日柔弱秀美的唐婉或紅娘，搖身一變為心狠手辣的失業飛行員楊森，好一個呂氏唱腔傳人小生版，劇中人楊森干練、決絕、頑劣無情的人物特性，被陳輝玲灑脫自如的發揮，表現得“入骨三分”。在茅威濤與陳輝玲幾十年的演藝生涯中，這一出《江南好人》，各自都將“才子”“佳人”集于一身了。

　　《江南好人》具有超強的演員陣容，大部分演員需要反復反串多個角色。賣水的老王、理發師、警察等所有的劇中人，個個演技不俗。方知“小百花”的每一朵花，都是“佳人又才子”。此次團隊集體亮相，有意無意地“秀”了一把浙江小百花女子越劇團“超性別”的整體演藝水準。

　　我沉醉于江南故鄉的百花叢。作為一個越劇愛好者，我為《江南好人》興奮難眠。這一對“才子與佳人”的神仙眷侶郭小男茅威濤伉儷，面向未來，還將怎樣求新求變，帶給我們更強烈的震驚與藝術之夢呢？

　　江南好人多，江南百花開——能不憶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