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早期手跡驚現(舒乙)

　　“老舍早期手跡”并不署名老舍，當時他的本名叫舒慶春。1924年舒慶春遠渡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授中文，業余時間開始寫小說。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寄回上海在《小說月報》上連載時，頭一期署名“舒慶春”，連載的第二期改署“老舍”，從此“老舍”一直是他的筆名。而此前，截至1926年8月10日，他一直以原名“舒慶春”行文。此次，在北京海淀區民族小學發現的三件公文便是舒慶春署名的，寫于1921年7月至9月，而且是手跡。當時，他并不是作家，而是一名教育官、學督。

　　此教育官的正式稱呼是“京師郊外北區勸學員”，是京師勸學所的五名成員之一。當時北京有許多私塾，所以除了有京師學務局管理市立小學之外，還專門設立一個勸學所來管理私塾。一名勸學員長管城內，四名勸學員分管四郊，其中北郊勸學員是舒慶春，他是1919年9月30日被任命的，管轄面積很大，包括西直門、德勝門、安定門和東直門以外的所有私塾，其中條件成熟的可報批為正式的公立小學，不合格的要取締或者勒令改造，令其使用商務出版的好教科書，設置必教的課程，添置必備的教具等等。勸學員的薪水很豐厚，差不多是正式市立小學校長和中學教員的三倍。當時舒慶春只有20歲，師范畢業之后當了兩年小學校長，因辦學成績卓著而晉升為勸學員。在他的同齡人看來，這是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職務，可謂仕途一片光明。不過，做了兩年之后，他竟憤然辭職，不愿意和官場上的烏七八糟同流，寧愿成天和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待在一起，便到天津南開去當了一名中學教員，雖然經濟上損失很大。北郊勸學員的辦公地點設在德勝門外關廂。《老張的哲學》里的地理背景便是描寫的這一帶。老舍先生生命最后的終點——太平湖，也在這里。他年輕時，因工作關系，對這一帶很熟。

　　在德勝門關廂北邊，有一個小村叫馬甸村，回民較多，并有馬甸清真寺。清真寺教長李廷相便利用鄰近的黑寺遺址申辦小學，教回民子弟讀書。學務局責令舒慶春前去查看，如條件具備，則可正式批準成立一個公立小學。這樣，便有了1921年7月至9月由舒慶春手寫的三份文件。其中第二份是一件調查報告(見圖)，稱：

　　“奉訓令命調查……慶春當即赴該校視察一切設施與原報之件尚多吻合辦事人員亦極熱心茍能逐漸改進當有可觀視察所及除具填寫報告連同教員畢業證書呈驗外理應具文請貴局鑒核”。報告署名舒慶春，并鈐蓋一方小紅印，陽文“舒慶春”，又蓋一方大印，陽文“郊外北區勸學員事務所之章”

　　此份手跡的珍貴性，除內容有文獻史料價值外，還在于它的字體和行文的格式。從文體上說，一則說明老舍先生的基礎教育功底非常扎實，寫得一筆好字；二則證實了老舍先生所處的時代是個巨變的歷史時期，一切都在飛快的變化著，尤其是語言和文字。他本人便是一個時代的弄潮兒。他的身上有著非常明顯的時代變化的軌跡。看了這批手跡，我越發相信30年代初英國靈格風語言公司出版的漢語教材《言語聲片》所附的教科書第二卷(中文卷)上的那些書寫體中文字，的確全是出自老舍本人之手的，雖然已經有了一點點他本人的書寫風格。《言語聲片》既保留了年輕的老舍的聲音，又保留了他早年書法真跡，在英國照相制版，寶貴得不得了。而這三件報告上的老舍字跡則是更早的，是源頭。

　　報告都是用標準的蠅頭小楷所書，極規整，并無任何個人書法風格，很像過去科考卷子上的整齊劃一的毛筆小字，大概也是當時公事行文的統一要求，而且通篇沒有任何標點符號，行文半文半白。此時“五四”運動剛過兩年，白話文尚未完全立足，正值過渡期。由此可知，以流暢的白話文寫成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五年之后在《小說月報》上連載，是多么有突破性的一件大事，其孕育過程一定飽含著作者極其艱苦的努力磨練和反復推敲。

　　此三份文件如今都完整地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里。我是2013年初應北京市老舍基金會秘書長王慶泉之邀，在馬甸的海淀區民族小學的校史展覽上第一次看到了該件的仿真復印件。驚呼，這是老舍先生最早的手跡！

　　如今，由年輕的舒慶春親自調查并申報核準的馬甸小學，居然幾經沉浮，還在原地存在，現正式被命名為“海淀區民族小學”。在最近十年里，在馬萬成校長的領導下先后集資幾千萬元，對校舍進行徹底整治大修，學校已經舊貌換新顏，茁壯成長為一座極其漂亮、硬件設施一流、教育質量優秀、現代化的示范中心小學。興奮之余，我提筆疾書：

　　北郊勸學

　　后繼興旺

　　今非昔比

　　面目全非

　　春色滿園

　　人間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