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復興:奢華之害如霧霾

　　在我國藝術的舞臺上，奢華之風如霧霾，越來越重，越來越成為風氣，很多人以為是藝術之必然。而且，這種做法往往打著藝術繁榮和創新的旗號，因此，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更沒有得到撥亂反正。如歌劇《圖蘭朵》、京劇《赤壁》、電影大片、山水歌舞大型演出、一些地方藝術團體的進京匯演以及各家電視臺嚴重同質化的大型晚會等，都在為這種奢華之風推波助瀾。

　　我國這種舞臺上的奢華之風，存在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原因以及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想起19世紀的法國巴黎，也曾經出現過類似的藝術情景。那時，法國經歷了1793年的大革命動蕩之后，出現了經濟復蘇，有了錢，人們的心態和文化的表現，都有了巨大的變化，當時兩大類歌劇走俏：一類是以梅耶貝爾為代表的大歌劇，講究浮華的大場面大制作大題材；一類是以奧芬巴赫為代表的輕歌劇、喜歌劇，追求的是輕松和娛樂性。一下子，這樣歌劇從巴黎蔓延到全國。面對從政治時代到經濟時代同樣的歷史轉型期，藝術和現實的規律與表現，我們竟然無師自通而且如此驚人地相似，是頗為值得反思的文化現象。

　　我認為，今天的奢華之風，是我國轉型期出現的背離藝術本質和倫理之必然，其躁動的表征，水漲船高，越發地缺乏節制和抵制，是值得警惕的。對于藝術，有的人缺乏基本的認知和敬畏之心，以為只要手中有了錢，誰都可以染指藝術，為所欲為地動它一動，甚至將它涂抹成了三花臉，還以為是絕代佳人。

　　于是，外在的、形式的、浮華的、奢靡的，就這樣置換了藝術最為重要的內容與思想。

　　于是，藝術本來應該擁有的質樸，中國傳統藝術本來的大道無形、大味必淡的美學原則，被無所顧忌而輕而易舉地拋棄，甚至背叛。

　　我想起曾經看過的上海昆曲團在北京演出的《玉簪記》和《蝴蝶夢》，也想起曾經看過的江蘇昆曲團在臺北演出的《釵釧記》，都沒有今天《赤壁》舞臺上的美輪美奐，而是簡單之極、樸素之極，不過只有幾把桌椅和一道帷幕，卻格外打動觀眾，演出結束后全場掌聲雷動，出現觀眾久久不愿散去的盛況，獲得海峽兩岸共同的認同。藝術，從來沒有進化，只有變化，但變化優劣的前提，是對傳統的堅守，是對樸素的堅守，而不是“二八月亂穿衣”，而且非要穿上金光閃閃、豪華時髦的衣著，去自以為是地招搖過市。

　　其實，好的藝術，無論古今中外，從來都是樸素的，古希臘悲劇的演出從沒有如此奢華過，文藝復興莎士比亞戲劇演出的鼎盛時期，舞臺的布景道具也是簡陋的，雙方激戰的軍隊不過用兩個人代表，再浩浩蕩蕩的群眾也不過用四個人表演，從來沒有如我們現在這樣，動員上百個民工充斥整個舞臺。前不久北京請來法國劇作家布魯克《情人的西裝》話劇演出，舞臺上只是一個衣裳架和簡單的桌子椅子，一樣也是刪繁就簡，猶如冰冷的骨架，樸素得突兀而尖銳。

　　中國藝術歷史幾百年，我們前輩創作出的那些經典名作，同樣有一出算一出，也從來沒有這樣奢華過。說起質樸卻充滿永恒魅力的藝術，我忍不住想起駱玉笙。她80歲高齡演唱京韻大鼓《擊鼓罵曹》時，為了更加身臨其境，更加富有韻味，不是借助現在慣用的聲光電之類現代科技、潑灑金錢的大制作，而是改一般常用的板鼓，將一個渾身通紅的花盆鼓請上臺來，將京劇的鼓點融入京韻大鼓里，讓鼓點不僅起伴奏的作用，而且和內容和人物和情境融為一體，把一段傳統的《擊鼓罵曹》演唱得高潮迭起，別具一格。我也不禁想起前些年上海昆曲名角梁谷音排演的《潘金蓮》，同樣沒有制作奢華逼真的布景，只花了區區600元，做了一塊繡裘的天幕就演出了。這些，不過才過去數年，如今卻簡直如天寶往事，無法想象，那么快就被我們自己遺忘了。

　　或許，在亂花漸欲迷人眼之后，可以繁華落盡見真淳。樸素真誠的藝術，自有其獨特的魅力，而格外令人向往。藝術，從本質而言，應該是樸素的，而非金敷粉撲，峨冠博帶，以金錢鍍色，顯示其輝煌。19世紀輝煌歌劇的創作者、意大利音樂家威爾第曾經說：“沒有自然性和純樸素的藝術，不是藝術。從事物的本質來說，靈感產生純樸。”他是針對當時那些華而不實的意大利歌劇和當時頗為盛行卻注重外在形式而龐大無比的瓦格納歌劇而言的。今年正好是威爾第誕辰200周年，威爾第的話，對于我們今天依然具有警醒的意義。

　　任何優秀的藝術，都不是靠奢華的大制作來唬人，來魅人，來取悅人，來為自己壯行色或裝點門面的。它也許可以邀寵市場或諂媚官場于一時，卻離藝術很遠，因為它徒有其表，只是一襲有曲線勾勒卻沒有生命依托的華麗旗袍。舞臺上，藝術的奢華之風盛行，背后是社會奢靡之風的支撐。作為社會轉型期中剛剛富裕一點、正在步入小康的我們，不應以暴發戶的心態來渲染我們的舞臺，比附我們的藝術，膨脹我們的心靈，炫耀我們的腦滿腸肥。藝術，是我們的一面鏡子，映照的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內心，我們的道德和我們的價值取向。藝術，是為觀眾傾心，為時代存照，為塑造民族之魂，還是為資本屈膝，為政績描紅，為炫耀暴發心理？明眼人還是能夠一眼望穿的。

　　奢華，是藝術之敵，也是社會之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