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十世紀社會革命與文學發展

　　中國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與文學發展是互為一體的，社會革命催生著文學的創新與變化，為新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社會前景與壯烈的生活畫卷，而文學的發展又推動著社會革命向著它的廣度與縱深持續前進，同時為社會革命營造了寬泛的社會輿論與鮮活的精神動力。

　　社會與文學的關系問題，是長期以來一直爭論未休的問題，而且一直困擾著作家，干預或影響著文學實踐活動健康順暢地向前發展。中國二十世紀的百年文學歷程中，特別是文學理論與批評，常常將許多淺顯易懂的問題復雜化，使爭鳴發展為對立斗爭，致學術引發出政治風潮，產生過多次重大的社會運動與文學罹難。這應該視為是二十世紀百年文學，向二十一世紀文學進步所提供的最為深刻的教訓與寶貴的經驗。

　　文學是社會與時代的產物，同時也是人與自然的產物。人在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進程中，社會的內在矛盾與斗爭行進到白熱化的程度，必然孕聚并爆裂出革命。革命是一種積聚已久的社會爆發力，它是社會跨越舊階段而進入新階段的前進與革新的動力源，也是時代變異與歷史進步的巨大生產力。文學是這種動力與活力的一個社會組成部分，甚或是一種最為活躍的因素，它在特定社會革命階段產生并派分的文學思潮、文學流派和文學社團，以及由此而派生并新起的文學體裁、文學語境和文學模式，既是合理的社會存在，也是真實的文學現象；同時，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歷史階段中，也是新興的、變革的和探索的，而且也具有其獨特存在的客觀性、科學性和真實性。文學史對不同歷史階段與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文學思潮、文學流派和文學現象的記述與評斷，必須符合其緣起與存在的社會特定環境和時代特定風貌，這樣才能減少偏見與疏漏，還歷史的真實貌相。

　　中國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與文學發展是互為一體的，社會革命催生著文學的創新與變化，為新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社會前景與壯烈的生活畫卷，而文學的發展又推動著社會革命向著它的廣度與縱深持續前進，同時為社會革命營造了寬泛的社會輿論與鮮活的精神動力。社會的政治革命或工業革命，必然以先進的思想革命為先導，而思想革命必定也必須以文化革命為載體來實踐，文學是文化革命中最具承載思想內涵又最為廣大民眾所接納的唯一鼎器。從清朝末期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中國二十世紀百年文學的第一階段，也是新文學的萌芽、生成和起始的重要時期。在這個革命與變革的動蕩歷程中，先后爆發了多次波及全國乃至影響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結構局勢的革命運動，前溯有戊戌變法運動直至鴉片戰爭的深刻影響，其間有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戰爭，而對社會革命整個進程起著決定作用的，是鴉片戰爭的革命源起與五四運動的巨大勝利。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先發端于文學的變革與創新，進而波及整個文化領域，形成聲勢浩大的文化革命運動，最終深入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筑，并遍及各階層各領域，出現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廣泛、最深刻、最劇烈、最徹底的一次社會革命。這次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根基，摧毀了帝國主義列強企圖瓜分和吞并中國的思想文化陰霾，蕩滌了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國民精神靈魂，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從此開啟了一種嶄新的起航。五四運動產生了中國的新文學，而這種嶄新的文學是以白話文寫作為其顯著的標識與特點，同時以社會革命思潮為其前進和發展的精神主旨，于是，五四新文學順應和適從了當時的社會大潮與時代趨勢，很快形成并主宰著這個時期文學前進與發展的主體方向，成為當時社會與時代的主流文學，并發揮著其無以替代的社會功效與革命作用。五四革命是中國新文學命運攸關的重大轉折，此前的白話文寫作與文學的社會擔綱，雖然在鴉片戰爭前后已經初顯思想端倪，在戊戌革命前后已見實踐形跡，但古典寫作與傳統文學依然占據時代與社會的主宰地位，起著絕對優勢的制導作用；然而，以五四運動為明顯分界，此后的文學已經是白話文寫作的絕對主導局勢，而且發展到致使古文寫作幾乎蕩然無存。五四新文學的寫作實踐，先起于詩歌、散文和小說，往后相繼而來的是話劇和電影進入中國文壇戲苑，報告文學和傳記文學新起并借鑒了傳統文學便一發而不可收，翻譯作品和國外文學理論也一潮一潮地涌流而來，共同掀起中國百年文學第一階段主流文學的繁榮潮涌。在這個過程中，審美文學和通俗文學在中國的不同地域，不同時段和不同社會階層，也都曾經出現過各不相同的表現與態勢，對主流文學形成了必不可缺的補充和豐富，從而構建起百年文學起始階段的完整生態體系。在這個階段，文學理論和批評，發揮了思想先導和實踐火炬的劃時代意義的社會功效。同時，兒童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都有程度不等的實踐與收獲。在這里，社會革命為文學發展開拓了無限廣袤的展示時空，而文學革命也為社會發展起到了思想輿論與精神匯聚的無窮功效與活力。

　　日本對中國領土的悍然侵略，中國軍民同仇敵愾奮起抗擊日本侵略，從而全面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甚至世界文明史上，最為慘烈、血腥、持久和漫長的八年抗日戰爭。在這期間，國內的一切矛盾便集中表現為民族矛盾，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還是國民黨統治區以及日本侵占區，中華民族團結起來，筑成新的鋼鐵長城，槍炮一致迎擊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呼聲與抗爭，響徹了中華大地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處山河，而且也完全涵括著臺灣、香港、澳門和世界華裔華人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際友好人士，這既是當時的社會與時代浪潮，也是中華民族文學的實踐思潮與主旨，從而構成了人民大眾的民族的抗日戰爭的主流文學寫作的大趨勢。在這種主流文學勢如野火春風一般蔓延發展的歷程中，解放區最為活躍的是詩歌、散文、中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戲曲文學和傳記文學，同時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也自始至終地加入到這種文學斗爭的潮流之中，而且其活躍程度與廣泛程度都是空前絕后的，實實在在地發揮了難以估量的團結戰斗和宣傳鼓動作用，并且極大限度地轉化為抗日戰爭軍民的思想情潮與精神力量。國民黨統治區和日本侵占區的文學，當然是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主旨的主流文學創作趨勢，但相比解放區的主流文學，前者由于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作用，后者囿于日本侵略者與漢奸勢力的恐怖統治，相對薄弱了許多，其作品的戰斗性也顯微弱；然而，在這些廣大地域，特別是上海、香港、澳門和臺灣等地，審美文學卻有相當的優勢，通俗文學也曾出現過一度的繁榮。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世界華人華語文學，在這個時期對中國抗日戰爭時局的關注與百姓生活慘酷的同情，是百年文學中前所未有、后無承繼的。抗日戰爭勝利，中國人民為期四年的解放戰爭拉開序幕，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前夜，中國的土地與人民仍然處于硝煙炮火與流血犧牲的生死考驗之中。這一階段的主流文學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的主流文學，其導向主要是文學為時代與社會服務，為民眾的翻身解放和國家的統一而戰斗；另外就是國民黨統治地域以反對共產黨、挽救敗頹時局為寫作導向的主流文學；這便形成了這個特定歷史階段中，兩種意識形態規范下的相互迥異的兩種不同性質的主流文學。在這個階段中，審美文學和通俗文學相對滯頹。

　　解放戰爭勝利，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此后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大陸社會革命主要經歷了兩大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其間經歷了解放軍跨過鴨綠江支援朝鮮對美國三年作戰，歷時短暫的中國與印度邊界沖突引發了一場速戰速決的勝利戰爭，以及幾次涉及整個社會領域的政治運動和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第二階段是影響廣泛而且危害深重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作為對立意識形態和社會機制的臺灣，整個發展階段的政治主張和軍事斗爭，主要是親和美國企求援助，反對共產黨，始終覬覦反攻大陸，而且先后多次試探性地蠢蠢欲動，意圖挑起軍事沖突乃至引發世界戰爭。在這期間，大陸第一階段的文學，主要是承襲五四運動的革命精神和文學旨向，發揚光大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所形成的文學主張、文學方向、文學路線和文學創作趨勢，繼續文學為現實斗爭和社會改造服務的主流文學寫作體制與模式；文學寫作的主題和內容，基本上歸屬為兩大范疇：一是集中反映共產黨的革命歷史及其領導下的光輝歷程；二是集中表現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火熱斗爭與英雄人物；在這個歷史階段中，社會主義的主流文學的創作、發展和繁榮，在百年文學中應該是空前絕后的，出現了鼎盛的頂峰。在這種主流文學發展的盛況空前下，詩歌、散文、中短篇小說以及長篇小說引領文學潮頭，其發行的寬泛與受眾的廣泛都是罕見的，特別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兩部長篇小說同時獲得蘇聯斯大林文學獎；戲劇文學和電影文學開始了創作的興盛時期，同時舞臺藝術和銀幕藝術深入山鄉水寨；報告文學和傳記文學更是一度繁榮， 《紅旗飄飄》和《星火燎原》幾乎是炙手可熱，爭相傳閱；兒童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也加入主流文學浪潮；通俗文學以及各種各樣戰爭年代屢見不鮮的大眾文學創作同樣是高潮迭起，走紅大江南北；以蘇聯文學為主體的詩歌、小說、戲劇和電影以及文學理論作品大量翻譯介紹進來，極大地豐富并推動了主流文學的發展潮流。然而，對于文學的完整性與生態體系而言，審美文學在這漫長的幾十年里，幾乎處于沉寂與蟄伏的休眠狀態。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也有兩種文學存在與文學生態，共同構成這個特定時期完全對立的兩種涇渭分明的社會主流文學模式：一種是正式出版發行并廣泛流傳的，帶著鮮明時代狂躁與社會動亂烙印的文學作品，但數量極少，種類單一，特別是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受禁冰封庫存后，只僅幾位政治抒情詩人的詩作，幾部長篇小說，八個大型戲劇，十來個由戲劇或小說改編的電影，還有反映珍寶島反擊戰和西沙群島沖突的寥寥詩歌或電影寫實作品；另一種是非出版的文學寫作，以傳抄本的模式出現并廣泛流動，且形成一種與正式出版作品對抗的寫作態勢，直到演進為舉世震驚的天安門祭獻詩文的政治事件，其中不乏優秀的詩歌、散文和小說，但大量的僅屬于政治傾向和情感宣泄的通俗作品，也是特定時代與社會的必然產物。這個時期的臺灣主流文學，依然是與大陸意識形態與社會體制相抗衡的文學寫作，特別是突出的反對共產黨的文學和反攻大陸的文學，并形成了不可小覷的社會氣候。但是，臺灣在這個時期里，審美文學和通俗文學出現了長足的發展，并以民族情懷與愛國情緒為其精神和靈魂。這種文學態勢，與香港、澳門和世界華人華語的民族愛國文學相互呼應，蔚為壯觀，從而使大中華的文學生態趨于基本完整與均衡。

　　文化大革命終結后，中國最先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大討論，從而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緊隨其后的便是改革開放，商品經濟意識的確立，市場經濟的建設，于是，在二十世紀末期的二十多年里，中國的社會漸進漸趨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的轉折與變化。隨著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對長期以來的農耕文明的變革與揚棄，國門逐漸向世界全面開放，世界先進的文明、文化、科技、營銷、管理以及教育和學術等等，潮涌一樣滾滾而來，特別是數字信息、高端科技、先進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現代金融業和服務業在中國沿海城市的接踵登陸駐足，繼之而起的是以信息革命和科技革命為先導驅動的后現代文明時代的開啟與來臨，高科技產業、信息數字產業、現代金融業、現代新能源新材料產業和現代文化服務產業的崛起，從而使社會的發展日新月異，時代的新潮目不暇接，人們的觀念、興趣、生活和閱讀也隨之而改變，要求文學順應時代潮流和社會進化的步伐，適應不斷更新的社會閱讀旨趣，于是，這二十來年文學的變化與發展，其速度之疾，衍化之快，種類之多，更新之頻，是古往今來從未聞見的。在這個改革與創新的階段，首先是文學對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會毀滅與心靈傷痛的揭示與反映，接著是文學對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時代躁動與社會盲進的再現與省視，其次是文學對于五四運動以來的社會革命與文學發展的審察與詰問，爾后是文學對于人本理念與人性關懷的探尋與呼求，于是，經歷如此全方位的回眸凝望與世界范圍的極目觀照，新時期的文學以嶄新的精神面貌與超常的革新進度，從而刷新了中國文學的時代貌相，創造了中國文學的歷史神話，譜寫了中國文學壯麗宏浩的嶄新史篇，也開始確立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并在世界文壇占據應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個文學走向全面成熟的重要階段，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進入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繁盛時期，詩歌曾經一度引領文學創新的潮頭，報告文學也曾掀起社會熱潮，電影文學和電視文學從模式革新到走向成熟，戲劇文學不斷出現無愧于時代和社會的優秀作品，傳記文學進入寫作的輝煌階段，散文特別是雜文不斷發展，兒童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都有了新的斬獲，特別重要的是，主流文學和審美文學以及通俗文學，顯現出齊頭并進、鼎立互補、高潮迭起、精彩紛呈的新時期的文學壯觀。臺灣文學在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特別是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逐漸擯棄了兩岸對峙數十年的政治敵視與軍事對抗，弱化淡出地對待社會體制與意識形態，開始并加強了民間商貿往來與文化交流，從而使文學的發展獲得了新的生機，特別在兩岸文學的共同走向現代文學潮流和進軍世界文學陣容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可貴的嘗試。香港和澳門在進入八十年代后，尤其是隨著回歸期限的臨近，加之深圳和珠海經濟特區的設立，都為其文學交流與文學創作帶來了歷史性的大好機遇，從而加快了文學朝向祖國的回歸與整合，這既是香港文學的繁榮時期，更是澳門文學的發展時期，于是，香港、澳門和世界華人華語文學日漸融入大陸和臺灣的中華文學一體化的時代流程，共同創造了兩岸四地大中華文學的世紀神話。

　　(選自2012年8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第一卷第一篇緒論第二章，本報有刪節。修編委員會主任楊昭光、張俊彪，主編張俊彪、郭久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