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卑微的小小的奢望——我與“新史學叢書”

　　兩年前，廣東人民出版社成立60周年，約我寫點文字，這當然讓我想到自己主編的“新史學叢書”。四年前，這套叢書在廣東人民社出版第一輯，如今已出了三輯，20余種，其中李南央編注的《父母昨日書——李銳、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上下冊)、高華的《革命年代》、楊奎松的《民國人物過眼錄》、蕭功秦的《危機中的變革：清末政治中的激進與保守》、智效民編著的《民主還是獨裁：70年前一場關于現代化的論爭》、王彬彬的《并未遠去的背影》、笑蜀的《大地主劉文彩》等，市場反應熱烈，有的一再加印。在嚴肅圖書慘淡經營的當下，此叢書能有如此表現，也算一個小小的意外了。

　　回想我與“新史學叢書”的出版，感慨頗多。這套叢書第一輯八種編好后，曾游走了三四十家出版社，有的出版社編輯對書稿根本沒感覺，有的出版社編輯對書稿很感興趣，但等到的結果卻是他們領導“不想做這類書”。直到2007年夏，我找到廣東人民出版社編輯余小華女士后，這套叢書才算有了轉機。通過幾次電話交流后，覺得余小華女士正是我要找的編輯。

　　出版過程雖一波三折，但最后總算做成了，并作為廣東人民出版社的長線書還在做。當然也留下一些遺憾，如沈志華的《十字路口：1956—1957年的中國》，本來擬在2008年底第一輯推出的，可至今還沒印出來。為了此書能夠順利通過審讀，我們先是讓沈先生自己找權威的黨史專家(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國防大學教授林蘊暉)審讀他的書稿，各自出具了審讀意見。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我與章百家、林蘊暉兩先生有了聯系，多次催問審讀進度。兩長者也不厭其煩，每信必復，令我感動莫名，但遺憾的是該書至今還在“過程序”中。真是好事多磨。

　　還有留下遺憾的是徐慶全先生的《名家書札與文壇風云》(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5月一版)這部書稿。徐先生在本書“后記”里寫道：“2006年3月，經過向繼東和原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擔任編輯的周筱赟博士的慷慨無私的努力，這本小書才最終形成了或可令人滿意的體例。”徐先生是周揚研究專家了，他這部書稿主要通過丁玲、趙樹理、夏衍、胡風、常香玉、俞平伯、聶紺弩、劉白羽、臧克家、陳學昭、葉圣陶、翦伯贊、陳望道、陳荒煤、樓適夷、胡喬木等致信周揚的解讀，再現了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文壇風云。我很喜歡這本書，但它先與我主編的“回望文叢”(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擦肩而過，后又與“新史學叢書”失之交臂……

　　這套書為何要叫“新史學叢書”？我在叢書總序里說：“我們希望這套叢書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頭講章，要讓普通讀者有閱讀的興味；要討論一些真問題，雖不必讓所有讀者都同意你的說法，但至少要引發他們的思考……”“當下，有真學問的史家也許不少，可要在現有條件下，推出一套適合普通讀者閱讀、對當下一些真問題有所回應的史學書卻并不容易。組來的書稿，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有的只能暫且擱置……這套書也就成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叢書，而是一套比較開放的叢書——無論何種寫法，無論何種體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見識，都拿了進來……”叢書陸續出版四年多來，從市場和媒體的反映看，關注度極高，各大有影響的報刊上，不斷刊登“新史學叢書”的評論文章。

　　由此叢書的出版，我還想到當前出版界的一些問題：

　　在同等的出版條件下，這套書稿走了那么多出版社，有的出版社編輯甚至是通過我朋友找到我，要我給他們組編書稿，并提出他們的要求，表達“求稿心切”之情；可一旦把書稿拿去了，不是久久沒有音信，就是“書稿我很喜歡，領導正在審讀”。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說，我是佩服廣東人民出版社的。

　　有出版社的朋友曾與我討論：究竟什么樣的書才算好書？我說：只有討論真問題，才有真學問。還有，少說假話、空話、套話，說一點真話，就是好書了。現在出版業貌似“空前繁榮”，但只要走進書店一看，大多是教輔教參；此外便多是什么發財秘籍、智慧全書之類。據說有全國知名的某“出版傳媒集團”，很主流的媒體宣傳說，每年是多少多少碼洋。恕我直說，那些“碼洋”其實大抵就是一點紙漿價值而已。

　　哪些書能出，哪些書不能出？這個問題很糾結。我覺得，作為一個出版人，關鍵是要有膽識。我所說的有膽有識，其實“膽”是建立在“識”的基礎上的。如“新史學叢書”第一輯中的《父母昨日書——李銳、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第二輯中的《革命年代》，應該說都是很不錯的書。前者厚厚兩大本，是記錄兩位革命人相當典型的個案原始材料。有研究者說：“這套書能做很多博士論文。”這話沒假，譬如“延安整風運動是怎樣進行的”，“人是怎樣被改造的”，“革命年代私人生活是怎樣的”等都是極有意義的論題。后者作者高華，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現代史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巨大，一年多時間里，《革命年代》就加印五次。去年6月又出了二版，總發行三萬五千冊。

　　高華先生于2011年12月26日英年早逝，要是沒有《革命年代》的出版，那一代歷史學家竟然沒能在社會主義中國出過一本書！我很幸運，幫助他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革命年代》。高華先生在此書后記中也說：“我要特別感謝《新史學叢書》的策劃人向繼東先生。我與向先生素未謀面，他在電話中熱情相邀，當時我因母親病重，沒有心情和精力整理文稿，是向先生一再催促，才使我堅持下來。他還對如何將我的文章結集，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促成了此書選題的落實。可以說，沒有他的熱情，就沒有這本書的問世。”作為一個喜歡弄點出版的人，我也感到欣慰。

　　當然，我也知道“新史學叢書”不會成為暢銷書，但絕對是值得讀者信賴的。我想，20世紀的歷史，21世紀上半葉也許還沒有寫出信史的條件，但“新史學叢書”會在有限的話語空間里，盡可能留下接近信史的東西。

　　這也是卑微的我，生命中一個小小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