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本應富有詩意——《莫洛集》編后記

　　在父親離開我們，為我們留下沉重的悲痛和無法填補的精神空缺的時候，整理、閱讀父親的詩作，我們似乎也跨進一個父親生活著、追求著的，交織著真實與虛幻、過去與未來的詩的王國，重新沐浴著融融的愛意了。

　　在現實和詩歌的世界里

　　父親經歷過血雨腥風的年代。作為一個愛國熱血青年，他把自己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救亡運動：領導學生風潮，創辦進步刊物，組織戰時青年服務團，奔赴蘇北抗日前線……在這同時，我們又總能看到，詩始終陪伴著父親。詩的靈光照耀著父親，詩的理想鼓舞著父親，詩成為父親人生歷程的真實寫照。父親同時生活于現實和詩這兩個世界：他腳踏實地參與到現實的斗爭中，沉穩堅實地做著救亡工作；在工作之余，在行旅間隙，在片刻的喘息休憩之時，另一個詩的世界又展開在他眼前。在父親的一生中，兩個世界是相互支撐，相互輝映的。他以詩的理想和境界來對照、勉勵人生，又將切實的人生體驗融入詩的世界，從而成就了他富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和獨特的詩歌創作。

　　蘇北抗日根據地之行，為父親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這次險情四伏、歷盡磨難的行旅，同時也是父親的精神之旅，理想之旅，它激發起父親蓬勃的創作激情。《渡清弋江》、《槍與薔薇》、《麥熟時節》、《陳毅同志》、《炊事員》、《戰馬》、《月亮照在江南》、《我們渡過長江》、《風雨三月》等等，就取材于這一經歷。

　　在長詩《渡運河》中，抒情主人公“我”出于愛和熱情，燃燒著青春烈焰奔向運河。這不是為了探訪運河古老的故事，不是為了傾聽怨憤的訴說；運河作為祖國和人民的象征，與“我”的命運休戚相關，“我”理應為滌除恥辱、捍衛運河而戰。詩人以豐沛的感情，依次展開了“奔向運河”、“運河邊上”、“早安呵，運河”、“渡運河”、“在運河彼岸”、“離運河”等六個樂章，交織成一首氣勢磅礴的英雄史詩，凸現出抒情主人公“我”和運河的豐滿形象：

　　冬夜，“我”來到運河邊上，在像“病瘦的老貓”孤獨地蹲在堤邊的茅舍里，“火油燈繚繞著黑煙/混攪著羊騷的氣味”，被驚醒的女人抱著孩子，擠在男人中間，“用膽怯而畏縮的目光/凝看我這生疏的遠客”；而親熱的笑聲頃刻間融化了隔閡，“在興奮的談話里/他們已經向我/親切地稱呼‘同志’了……”

　　清晨，“我”踏上運河的堤岸，“我伸手在水里/試探河水的溫涼/像撫摸少女的面頰/河水漾起波紋/張開嬌美的感激的眼睛/她親切地，嫣然地/笑了……”

　　《渡運河》是一種純情的抒寫，盡管長達六百多行，卻渾然天成、深厚純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理應有著不可忽視的獨特價值。長詩寫成于1941年4月8日鹽城袁家河，據父親回憶，當時一氣呵成，寫成后幾乎沒做改動。它最初發表在天臺一份地方報紙上，真正面世則等到1948年5月，收入“森林詩叢”由星群出版社出版。在這新舊交替、社會動蕩的時代夾縫中，詩集的發行和社會影響力都受到了限制。

　　詩歌所展現出的父輩們那種理想主義思想、燃燒的激情和獻身精神，在今天似乎已經變得相當陌生了，而它卻不能不令我們感動和欽敬。對于父親來說，即便身陷囹圄，遭受監禁，也仍然壯心不已。在他眼里，囚牢只是“誕生新世紀的產房”，是“歷史的轉運站”：

　　那幽囚自由的“黑屋”，結核菌撒播種子，開出黑色的花，殘忍地扼斷一個個生命的呼吸；鐵門貪婪地吞噬著，吸干他的血，吃完他的肉，“咀嚼得膩了，于是才懶懶地把他吐出來”；可是，高墻卻隔不斷熟悉的歌聲，困不住燦爛的夢境，而信念就像落入蚌殼的沙粒，在時間和痛苦的琢磨下，成為光芒閃炫的珍珠了。

　　在組詩《黑屋》中，詩人的情感顯得更為深厚了，簡潔的抒寫正如同黑白木刻畫，遒勁有力。

　　散文詩成為主要抒情方式

　　父親幾乎是同時開始詩歌和散文詩寫作的。縱觀父親整個創作生涯，前期顯然以抒情詩為主，其后則逐漸轉向散文詩創作。時代風潮的蕩滌沖擊、傳奇生活的強力吸引和投身斗爭激流的切身經歷，都迫使父親不能不以詩歌，乃至長詩和組詩來抒發熾烈、綿長的情思；而在1942年之后，由于陷身淪陷區與直接的戰斗相隔絕，孤寂苦悶的生活則讓他有更充裕的時間和更迫切的欲求來作內心審視和拷問，于是，散文詩創作也就更顯得得心應手了。

　　1942年至1945年，仍然是父親詩歌創作的豐收期，而其創作激情卻源于此前的親身經歷，是前期豐沛情感的綿延，但經過時間的積淀和過濾，變得愈加晶瑩剔透了。如果說，詩歌長于抒情，而散文詩善于捕捉心靈的微動并作智慧的哲思，那么，散文詩是與父親的天性更為吻合的。也正是在這一期間，散文詩開始成為父親主要的抒情方式。

　　在父親的散文詩中，有跣腳蓬頭，把自己血紅的心埋進土穴，播撒愛的種子的“播種者”；有背著“責任”的行囊，風霜雪雨永不休止地走向不可知的遠方的“投宿者”；有站在人類的神秘的門外，固執地拷問著靈魂的“詰問者”；有手拿魔術的鑰匙，開啟幻想之門，卻無力改變痛苦的世界的“魔術師”；有穿行在荒涼的夜野，求取點燃思想之光的“火種”的“取火者”……一個個生動的形象，凝聚著父親對人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的思考。

　　散文詩組詩“葉麗雅”和“黎納蒙”寫于1947年初。其時，《浙江日報》自麗水遷杭州后被當局接管，父親失業，只得幫母親編輯《婦女周刊》。一家八口擠在僅六平方米的蝸居里，每當夜深家人熟睡后，父親才能在昏暗的燈下開始寫作。窘迫的生活并不能拘囿詩思的飛翔，相反卻催生了葉麗雅這一春光燦爛的少女形象：“雪已經融化，太陽已經出來，葉麗雅，天色不會再陰黯無光。出來走走，葉麗雅，把你的臉朝向陽光，把你的心朝向陽光，像那些初春的花木一樣，把你的喜悅灑向陽光。”詩人熱情召喚陽光般純凈的少女，領她走進春陽鋪灑的晴野，去領悟自然帶給她的生命啟示。在詩人筆下，葉麗雅就是“我”，就是初春的大自然，是生命，是愛，是人生理想。

　　這是純情的自然流瀉，是無技巧的技巧，它不事雕琢地將生命化入一個整體象征之中。很難想象，那靠食粥度日的潦倒困窘，竟能孕育出如此明麗、舒展的詩篇。在組詩“葉麗雅”寫了幾篇后，父親開始構思創作另一組散文詩“黎納蒙”。葉麗雅太純真了，詩人不忍心將過分陰暗的人生和沉重的思考壓在她身上；而黎納蒙是深沉、憂郁的，他無情剖露出一代知識分子深刻的內心矛盾。

　　《劇終》是一篇構思巧妙的散文詩。舞臺上，沉重的帷幕緩緩落下，隔斷了劇中人與觀眾的一線聯系。人們離開座位，或攜了情人，或帶著孩子，從劇院散場出來。劇院空洞洞的，像個古墓，遺落下一個老人和一個少年。老人是個瞽者，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個冬天，最后一次聽戲。這時，進來一個老婦人，她掌著蠟燭，俯身在長椅間尋覓著什么……

　　“人生如戲場”，正如年輕人從舞臺上看到各色各樣的人生故事，老人是親身經歷過各色各樣的人生故事，舞臺上的演出，只是讓他重新摭拾起一個行將終結的生命的往昔�？墒�，“在散了夜戲的劇院中，借著一點燭光又該找尋些什么遺落了的東西呢？”太多的磨難和歷練，使父親過早告別了青春，他的散文詩也因此顯得更加深沉、博大、厚重。

　　重回詩國重新歌唱

　　在我們兒時，卻沒見到父親創作。文化大革命期間，父親沒能逃脫劫難。在當時的我們看來，父親是慈愛的，平靜的。我們并沒有意識到，放棄寫詩對于父親意味著什么。

　　直至上世紀80年代初，整整相隔30年，65歲的父親才又回到那個屬于他的世界。“一天，我獨坐室內，雙目微閉，呼吸平勻，浮動的思想慢慢沉淀下來。這時，我在似夢非夢之中，出現了幻覺，仿佛覺得詩精靈突然重來訪我。我一覺驚起，失去的幻覺仍歷歷在目。于是我便把這幻覺，用文字描在紙上。”復歸文壇后的父親，第一首散文詩就是《幻覺》：

　　一個春雨過后的黎明，披著霧般薄紗的詩精靈無聲地來了。“她好像要對我說什么話，然而卻沒有說出來；又好像要對我唱什么歌，然而卻沒有發出歌聲。”而“我仿佛認識她，但又覺得陌生；好像是同她初次見面，但又依稀記得曾經同她熟識過。我在記憶里不住地尋覓，但我又茫茫然，似乎失去了一切記憶……”30年的漫漫歲月足以抹去人的記憶，令歌喉喑啞，令詩情熄滅，而父親卻終于重新開始了他的歌唱。

　　父親的心胸是開闊的。他剝露出風度翩翩、氣宇軒昂的“圣人”的真實嘴臉；關愛著麥田里勞倦而安謐的“吹麥笛老人”；贊美著按心靈的節拍，教孩子誦讀詩歌的“山村女教師”；悲悼那為革命奔走卻被冤獄奪去生命的友人；同情又鞭撻那扮演著帝王、將軍、學者、慈善家、騙子等各種角色，在靈魂離開肉體后都不再認得自己的“假面演員”；甚至是草木蟲鳥，都能撥動父親的心弦，引發絢爛、邈遠的詩思。他思考著：什么是富有，什么是滿足，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幸與不幸；他傾聽著生命的微語和自己的靈魂的聲音；他歌唱著暮年情歌并懷念著初戀的記憶；他叩響沉睡的窗口，努力喚醒酣夢中的人們……是的，在“季節交替的時刻”，父親是個辛勤的耕種者，父親的心則是一片孕育詩歌的“沃土”。

　　在談到散文詩創作時，父親說：“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把它稱作什么——散文嗎？我似乎在寫詩；詩嗎？我似乎在寫散文；散文詩嗎？我似乎又在寫寓言，寫童話，寫故事，寫小說，寫戲劇的獨白，寫電影的分鏡頭，寫讀書后的感想，甚至寫議論文……”在拓展散文詩的內容和形式上，父親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親是“詩國的流浪漢”。他無權，無勢，無錢。衣袋中空無一物，背囊里僅有一卷詩，一束稿，一支破筆�？墒牵�他又是最富有的人，享有無邊無垠的金色王國。在新舊兩個時代，父親都曾被目為“闖入者”；可是他又擁有傾心相與的朋友和學生，關愛他的親人。而他那些寫在“綠葉上的詩”，仍將自晨至暮，自春至冬，經受著春陽，夏雨，秋風，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