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研究的新收獲

　　近年來，溫奉橋一直致力于王蒙研究，出版、發(fā)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響的著作，《王蒙文藝思想論稿》(山東齊魯書社2012年版，以下簡稱《論稿》)是溫奉橋積幾年之力又一新作。《論稿》的出版，標志著發(fā)軔于新時期之初的王蒙研究，經(jīng)過30年的發(fā)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更為理性的學術自覺。

　　《論稿》鮮明的學術個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論稿》體現(xiàn)了嚴謹?shù)闹�人論世的學術態(tài)度。與其他同類著作相比，《論稿》一個顯著的特點，在于既立足“文學王蒙”，又充分關注王蒙的多維形象，充分地關注作家的具體經(jīng)歷對其情感、心態(tài)和思想的影響，例如，《論稿》在論及王蒙的《紅樓夢》、李商隱研究時，都充分關注了彼時獨特的社會境遇對王蒙心境的影響。在當代文壇上，王蒙被喻為翩翩飛舞無法捕捉的“大蝴蝶”和千變的“狐貍”，在這頗具詩意的表述中，透露的其實是一種言說的無奈和窘境。王蒙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中最為特殊的存在，“在王蒙身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四文學傳統(tǒng)與革命文學傳統(tǒng)的矛盾、糾結和纏繞”。 王蒙的創(chuàng)作無論多么特殊、復雜和多變，總有貫穿始終的一根“紅線”，《論稿》將隱藏在王蒙文藝思想和文學作品中的那根“紅線”尋繹了出來。《論稿》明確指出，“王蒙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理論的建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論稿》把王蒙的文藝思想定位為“辯證的文藝主體論”和“開放的文藝本體論”，都是一種新的理解和闡釋。對于王蒙文藝思想體系的主要特征，《論稿》認為“王蒙文藝思想的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主體性’……王蒙較早地在文學領域恢復了‘人’的存在，并在極大程度上恢復了文學的主體性內(nèi)涵”。“充分肯定作家的主體創(chuàng)造性，是王蒙整個文藝思想體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王蒙也恰是在主體性這一點上建構了他全部文藝思想的大廈。”與此同時，《論稿》第一次提出了王蒙文化心態(tài)中的“執(zhí)政心態(tài)”：“王蒙的政治經(jīng)歷，形成了他某種‘執(zhí)政心態(tài)’，也可以說是執(zhí)政者價值立場，這種價值立場是一種建設性的立場”，所有這些精辟的見解，無不建立在一種知人論世的學術態(tài)度之上。

　　其次，《論稿》滲透著強烈的理論色彩。《論稿》避免了同類著作熱衷于一般性的現(xiàn)象描述、作品闡述的模式，以全新的研究視域，獨辟蹊徑，突破了既有的王蒙研究路徑和格局，體現(xiàn)了作者的學術眼光和理性思維能力，同時也帶來這部學術著作堅硬的理性品格。《論稿》既立足于王蒙的具體文學實踐，又超越對具體作品的解析闡釋，而是依靠強大的理性力量，透過文本，直抵作者的情感深處和思想真相，例如《論稿》對王蒙文藝思想“嬗變性”“實踐性”的論述，體現(xiàn)了作者極強的思維穿透力和理論概括能力。《論稿》憑借敏銳的理論洞察力，透過現(xiàn)象，抓住王蒙文藝思想的核心內(nèi)涵，再如，《論稿》精辟地指出，構成王蒙文藝思想體系的思想精髓是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貫穿王蒙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的最核心的東西，也是最具生命力的東西”。“只有從王蒙的高度個性化的人道主義入手，才能真正探視王蒙的思想深處，才能真正理解王蒙文藝思想中表面看來許多相互矛盾的方面。”同時，《論稿》還精準地抓取和分析了王蒙文藝思想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常”與“變”：所謂“常”即統(tǒng)攝貫穿于王蒙文藝思想體系建構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定思想與獨特理念，這是王蒙的文藝思想和文學創(chuàng)作區(qū)別于其他作家最根本之所在；所謂“變”，是指王蒙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藝批評，逐漸突破揚棄既有的不合時宜的文藝思想或僵化的文藝創(chuàng)作模式，在不斷地變化中，在持續(xù)超越自我的過程中來尋求現(xiàn)實與歷史的定位。在這種強大理論思維的作用下，《論稿》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第三，《論稿》表現(xiàn)出了開放的學術視野。王蒙是一個極具歷史感的作家，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王蒙的身上集中體現(xiàn)了知識分子在20世紀可能經(jīng)過的抉擇與血淚，榮耀與艱難”。鑒于此，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較為開闊的學術視野和自覺的歷史意識。《論稿》不滿足于對王蒙文藝思想、文學創(chuàng)作的泛泛描述和定位，而是力圖把王蒙置于一個更為宏大的歷史背景上，從多維度多層面來探析王蒙文藝思想形成的歷史根源和精神實質(zhì)。《論稿》從20世紀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和學術史的角度，對王蒙的文藝思想的特點和性質(zhì)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歷史的鏈條上揭示了作為思想家、文學家以及學者的王蒙其文藝思想的獨特價值和意義。《論稿》認為，王蒙是一個多維的存在，不但在文學史上，而且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和學術史等方面都取得了獨特成就，占有重要位置，《論稿》提出，王蒙已經(jīng)“符碼化”，成為了某種精神的象征：“王蒙代表了一種精神，一種永不滿足、與時俱進的探索精神。…… 王蒙代表了一種傳統(tǒng)，一種永遠心懷天下、心系人民的偉大的人道主義傳統(tǒng)……王蒙更代表著一個文學時代，一個開放進取、革故鼎新的開放的文學時代。”特別難能可貴的是，《論稿》分別以“魂系紅樓”、“義山情深”、“老子深味”為題，第一次集中論析了王蒙在《紅樓夢》、李商隱、老子研究等方面的學術成就，為我們揭示了作為學者的王蒙的清新形象；同時，《論稿》還追根溯源，探究王蒙文藝思想形成的歷史根源和思想資源，特別是考察了其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古典文學、蘇俄文學、歐美文學之間的復雜深潛關系，從多側(cè)面論析了王蒙文藝思想開放性的成因。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論稿》是為讀者展示一個多面的而不是單一的王蒙，經(jīng)過作者的不懈努力，這一“野心”基本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