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屬于認識問題，而不是其他” ——懷念陳虞孫先生

　　1965年11月，在讀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后，我頓時產生兩個想法，一是海瑞是中國歷史和民間傳說中出名的清官，連這樣的清官也要否定，那么，中國歷史上還有什么樣的人可以肯定呢？第二，歷史劇中有退田、平冤獄，就說是現實生活中的反映，這樣看待歷史劇，將會產生多大的麻煩？幾天后，我抑制不住這些想法，就寫了《也談<海瑞罷官>》。但是，我又覺得心有不安，姚文元是什么人？他會錯嗎？再過幾天，我想出用一個筆名“馬捷”來署名，我天真地以為，如果自己的觀點錯了，別人也不會知道就是我了。這樣，我就把稿子投寄給文匯報社，同時，我附了一封信，說明自己是敬業中學的高二學生，如果自己的觀點錯了，愿意重新好好學習。

　　三天以后，班主任通知我馬上到文匯報社，那里有人找，并給我一張紙條。隨即，她問我究竟有什么事。我就說，自己不同意姚文元的觀點，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頓時，班主任臉色大變，斥責我知道什么，班上一些同學也圍了過來，露出不屑的神情。我也開始緊張起來，心想大概闖禍了，并開始后悔寫了這么一篇文章。

　　到了圓明園路149號文匯報社，我按照紙條所指找一位閔姓同志。很快，他帶我上了電梯，然后走進一個房間。我注意到，門的上方有一塊小木牌寫著：總編輯室。一位有些年紀、中等身材而清癯，兩鬢微微染霜而雙目炯炯有神的老人正等著我。他好像很隨意地先問了我怎么會寫這篇文章的，父母親是干什么的，然后就拿出我的稿子，明確說文章我們要用，但是要修改。其實，在路上我就想好了，盡可能把文章要回來，就當沒有這回事。現在，一聽可以修改，我趕緊說，那就可以把我的稿子還給我？老人很爽快地回答，可以呀。我把文章寫在綠線條的四眼活頁紙上，這時我注意到，上面用紅鉛筆劃了很多線條。

　　拿回了稿子，我有些心花怒放，很快答應我會重新寫一篇。老人站了起來，指了指我的文章說，寫文章要擊中要害。說著，他還把右手握成拳頭，收了回來，又輕輕伸了出去。

　　我緊緊握住老人的手，輕輕問，您是總編輯？老人點點頭笑了笑，然后輕輕說道：陳虞孫。

　　回到家里已經很晚了，我趕緊寫起了文章。在路上我已經想好了，這回就用讀者來信的方式，請教兩個問題。當然，態度變得溫和得多、也謙虛得多。

　　第二天一早，我把改寫的稿子送到文匯報社，還是閔姓秘書接過了這篇東西。

　　真的沒想到，四天以后，文匯報在“關于《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1”的通欄標題下，左邊是一篇“編者按”，而右邊就是我原先的《也談<海瑞罷官>》，署名“馬捷”，我頓時大吃一驚。班級和學校很多人已經知道這件事的前前后后，也很奇怪，有人還問我，你原先這篇文章不是已經要回來了嗎？我那時哪里知道，文章可以排成小樣留存，原稿要回來又有什么用？我按捺不住自己緊張的心情，就打電話給閔姓秘書，他回答我四個字：我們需要。

　　一開始，關于《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還有持續不斷的反駁姚文元的文章，漸漸地，支持姚文元的越來越多、斥責吳晗的也越來越多。當解放軍報在轉載姚文元文章時的編者按發表后，事情幾乎是明朗化了。解放軍報明確指出，《海瑞罷官》是株大毒草，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于是，我的壓力倍增，甚至，市團委、市教育局都不斷有人來找我，調查了解我是怎么會寫出這么一篇反對姚文元的文章的。同時，學校和班級對我的各種指責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強烈。

　　我覺得有些受不了了，就接連寫信給陳總編輯，談了自己目前的處境與壓力，并深深后悔自己怎么會去寫這么一篇文章。

　　沒想到，沒過幾天，陳虞孫總編輯就親筆給我回了信。這是用毛筆蘸了藍黑墨水，寫在文匯報紅字信箋上的：

　　以鑫同志：

　　你的兩次來信我都收到了。你目前的處境和心情我是能夠理解的。

　　這次“海罷”討論，你屬于認識問題，而不是其他。但是，你要從中吸取教訓，改弦易轍。我相信，這對你未必是件壞事。

　　祝你進步！

　　陳虞孫

　　在信的底下，還有一行字：

　　又：你可將此信給你們校領導一閱。

　　當時，我只是讀了一遍，就流出淚來，我為陳總對我的關心而深深感動。“認識問題”四個字，也對我文章的性質定了性。

　　也許，當時敬業中學的領導正因為有了陳虞孫總編輯明確的說法，而對我網開了一面。過不多久，我向陳總詢問，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寫一篇重新認識的文章？心里并無把握。不料，陳總同意了我的請求，還派了一位姓鄭、一位姓石的編輯在報社與我談話，指導我怎么寫這篇文章。

　　我知道，這都出于陳總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緊接著，形勢急轉直下，重新寫文章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1966年夏天以后，“文革”風云席卷大地，學校紅衛兵、大字報以及所謂的新生政權把我當成了運動后期一定要處理的學生中的右派分子、反動學生。

　　我在萬般無奈和痛苦中，有機會就躲開學校，在上海的一些高校和文化團體閑逛。一天，我又來到圓明園路，想到曾經來過的三次，又懵懵懂懂地進了文匯報社的大門。

　　就在走廊上，我看到雜志大小的紙面上，有鉛印的縮小了的大字報，其中就有責問陳虞孫為了保護馬捷，深夜找他談話、面授機宜，還別有用心地給他起了一個筆名的內容……這是哪兒跟哪兒呢？我既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深深內疚，因為我牽連了陳總！

　　我情不自禁地向樓上走去。突然，我驚呆了，就在一個樓梯拐角，我看到了陳虞孫總編輯。他戴著一頂咖啡色的呢制鴨舌帽，一副袖套，胸前還掛著一只圍袋，而手里是一把掃帚，就這么站在廁所門邊！我望著陳總，沒有上前，顯然，他也看見了我，兩人的目光還對視了一下。我知道，陳總也落難了，也已經被打入另冊而備受凌辱。我的眼淚涌了出來，只是再對望了一下而快速下了樓梯。

　　一個是在辦公室與我緊緊握手的陳總，一個是站在廁所前受辱的陳總，兩個形象在我的腦海永遠定格，成為我永遠的懷念。

　　在整個“文革”十年中，反對過姚文元的罪名就像一道陰影緊緊跟隨著我。每逢有人問起，或者追問這件事時，我總是用陳虞孫總編輯當年給我信中的四個字來回答，“認識問題”幾乎成了我的護身符。確實，當我說出這四個字和陳總的信，對方總會從將信將疑，轉為驚訝，而停止了詢問，然后是緘默。

　　就這樣，陳總的信和說法，一直在保護著我。

　　我一直有個愿望，要把陳總寫進我的書中。終于，以陳虞孫總編輯為原型的人物形象，在我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紅藍黃三部曲》(《紅潮滾滾》《藍天浮云》《黃花堆積》)里貫穿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