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向大饑荒死難者的道歉

　　像被人打了一悶棍，我走出影院時，腦袋懵懵的，那殘酷而肅穆的影像仍在眼前晃動。周圍的人群安靜而恍惚，沒了往常電影散場時的喧鬧。讀過一些不同年代的大饑荒記錄，雖比《一九四二》更觸目驚心，但還是和看電影不同。當你跟隨著漫長的逃荒人流在銀幕中行進，你會感受到一種更真切、更嚴峻的拷問。饑餓的人在沉默中一個個死去，把問題留給了活著的人。那些歷史事件你并未親歷，但你卻感到一種負疚，對這苦難記憶的負疚。

　　電影《一九四二》表現的這場大饑荒，造成了500萬人死亡。從1942年春開始，河南各地出現冰雹、大風與黑霜，然后是遍地大旱、蝗災肆虐。餓殍遍野之時，國民政府仍狂征軍糧并封鎖消息，災民的糧食被搜刮殆盡，最終導致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死亡。這場災難有天災成分，但主要原因，還是與當年國民黨官僚體系的軍政矛盾、官員腐敗、溝通不暢等有關。從應對大饑荒的遲鈍和無序，我們可以看出國民政府即將面臨衰落的命運。如電影所表現的，最后還是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在美國爆出了大饑荒的新聞，并通過與蔣介石的交涉，使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賑災措施。

　　我想馮小剛和劉震云，不一定讀過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書，但電影表現的情節，卻似乎在證明森對饑荒研究的結論。只有當人的權利被完全剝奪，才可能導致大饑荒。天災只是誘因，權利的不平等、信息溝通不暢、言論自由缺失、極權體制等，才是真正導致大饑荒發生的原因。因為極權統治者，不用擔心自己的權力受到饑荒的影響，所以不會有任何防范的動力，但民主政府不同，因為要面對公眾的輿論和選票，所以會更有效地防范大饑荒的發生。

　　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有時就像一個人一樣，會把歷史的苦難看作自己的隱私，總是希望人們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苦難卻是歷史留給人類最重要的經驗，如果我們喪失了對苦難的教育和集體記憶，不僅會導致民眾對苦難的麻木和良知的敗壞。一旦條件允許，很多人會失去判斷自己行為價值的能力，搖身一變，他們可能成為一場新苦難的制造者。

　　饑餓讓人感覺遲鈍，苦難也會模糊人們的記憶。但對幸存者和其他活著的人來說，重新敘述那些苦難的故事，讓曾經的苦難重現在當代人的公共記憶中，就是對逝者的義務和責任，也是對歷史創傷的一種修復。因為只有從苦難的記憶中，我們才能發現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是如何與扭曲人性的苦難進行抗爭。徐帆飾演的花枝為了孩子能活命，把自己賣了；張默飾演的栓柱，為保住孩子的風車，丟了性命。在馮小剛的鏡頭下，那些被饑餓傷害和凌辱的人，開口說話了，講述那些在絕境中的悲慘故事，講述饑餓對他們的傷害和扭曲。這不只是對他們的傷害，而是對整體人性的傷害。當這些逝者開口言說時，他們或許才有可能走出曾經的創傷和屈辱。這是在用另一種方式，見證生命在苦難中的尊嚴。

　　悲憫不代表遺忘，反而意味著要讓苦難的歷史，在當下的公共記憶中復活。因為只有銘記這些苦難，苦難才不會在未來重演。悲憫并不是要對曾經邪惡的行為置若罔聞、一筆勾銷，而是要更莊重、更嚴肅地向人們展示歷史中的邪惡與苦難。人類不能依靠上帝來清除邪惡，只有自己站出來不斷抗爭，才可能讓同樣的邪惡與傷害，不再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悲憫也意味著，揭示真相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仇恨或報復，而是對歷史創傷的修復和對正義的重新尋找，因為并不存在一種可以漠視苦難的歷史價值。

　　或許只有當我們重新感受這些在苦難重壓下人性的尊嚴，重新感受他們的痛苦、絕望與恐懼時，才能明白正義、敬畏與悲憫的重要。《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歷史和今天的人們，向當年所有無辜的死難者道歉。電影作為當下影響力最大的公共表達形式，顯然承擔著塑造公眾集體記憶的責任。我們不僅需要歷史學家的客觀與準確，更需要這種影像藝術的敘述與感染力，因為它能讓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讓歷史的苦難昭然若揭，我們才能更清晰地認知我們這個民族，認識到我們如何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