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華文作家為文學加熱

http://m.donkey-robot.com 2012年11月21日09:42 來源：深圳商報

 

 

 

 

 

 

莫言獲諾獎，是否意味著華文文學盛世的到來？最近十年，文學的境遇是更好還是更糟？世俗的生活與莊嚴的寫作究竟是怎樣的關系? 第二屆“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日前在臺中市舉行，上述話題成為熱議焦點。

　　本屆高峰會由臺灣新地文學社和臺灣藝文作家協(xié)會共同主辦，馬森、郭楓、張抗抗、柳萌、閻連科、于堅、舒婷、李昂、薛憶溈、陳平原、陳思和、鄭培凱、詹澈、李瑞騰、應鳳凰、向陽、陳義芝等數(shù)十位來自兩岸及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學者在臺灣初冬的微冷中, 合力為文學加熱。

　　莫言獲諾獎成熱議話題

　　華語在全球由受歧視到被重視已成為不爭事實，但華文文學仍處于弱勢和邊緣化地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是否意味著華文文學盛世即將到來呢？與會作家和學者也對此持不同觀點。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臺灣著名作家、戲劇理論家馬森說，諾貝爾獎與翻譯有很大的關系，莫言的大多數(shù)作品被譯成西方文字，其中以瑞典文最多。馬森認為，《生死疲勞》不能算莫言小說中最好的，但其中關乎輪回的描寫，對西方人來說很新鮮，他的獲獎與此有關。馬森認為，華語文學有著光明的前途，諾貝爾文學獎屬于西方世界，將來華語世界，完全可能設立自己的獎項，與之相抗衡。

　　本次峰會組織者、臺灣著名作家郭楓在會上做了主題演講。郭楓認為，莫言獲得諾獎令國際文學界刮目相看，拓寬了中國文學通向世界的道路，他是憑其藝術造詣，突破了瑞典文學院“評審態(tài)度的偏差”和“西方政治的傾向”，拿到了一個真正的諾貝爾文學獎。郭楓說，近十年中國作家很可能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郭楓認為諾貝爾文學獎不能等同于偉大作家的證書，中國作家應該沉靜下來，潛心寫作，創(chuàng)造出華文文學史詩般的巨著。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鄭培凱也認為，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詩人要獲諾獎幾乎不可能。

　　新時期文學與文學教育

　　本次會議是一次高水平的學術會議，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劉劍梅、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教授許文榮等分別向大會提交論文，對新時期文學、文學教育等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陳思和的論文題目為《對新世紀十年文學的一點理解》，他認為2000年以后，中國新時期文學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不是像有些批評家所說的變得更糟糕、更邊緣化。陳思和說，這是他幾年來一直保持的觀點，并不因為莫言獲得諾獎而改變。他認為，繁榮與腐朽是同體相生的，在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期，當代作家由官方、學院和市場三條道路開始融合，最后導致新時期文學的繁榮。

　　陳平原的論文題目為《文學如何教育》，他說，文學就像大學校園內(nèi)的一灣清水，它能給人以靈氣。新文化運動興起后，中國高等學校開始設立文學史課程，那是“文學教育”學院化的開端，但那時的文學課程沒有固定模式，教育家也各色各樣，譬如沈從文，他教寫作，是一對一的，教出許多著名作家；譬如顧隨，雖然沒有什么著述，但他是詞人，他在課堂上的音容笑貌，會讓學生銘記終生。陳平原希望藉追懷、重構并闡釋曾經(jīng)的“文學課堂”，來為危機四伏但又充滿魅力的“文學教育”尋找突圍策略。

　　世俗化與莊嚴性

　　對于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的困境與出路，與會作家提供了不同的解讀。

　　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張抗抗認為，金錢與權力對文學的雙重控制，是海內(nèi)外作家面臨的共同困境。張抗抗說：如果我們無視讀者的選擇，我們會因此失去讀者；如果我們迎合讀者的選擇，我們會因此失去自我。她認為，在高度商業(yè)化與信息化的網(wǎng)絡時代，純文學恰恰可以另辟一條險峻而綺麗的道路，因此她建議，“讓休閑歸于影像，讓娛樂歸于網(wǎng)絡，把心靈歸于文學�！睆埧箍拐J為，讀者的審美趣味和閱讀選擇，終究會被寫作者引領，提升和改變，而不是相反。

　　作家閻連科在會上發(fā)表了題為《不同脫俗的生活和莊嚴的寫作》的主題演講，他說，每個人都無法擺脫世俗生活，莫言也不例外，小說家是從世俗中來，到靈魂中去，必須認同世俗生活。他讀村上春樹的作品，最大的感覺是沒有什么內(nèi)容，因為村上是一個脫俗的人，每年有相當于1100萬元人民幣的版稅收入，可以只見一個記者，這在大陸是行不通的。

　　閻連科坦言，他們這一代作家可謂功成名就，但寫作也遇到了瓶頸，因為大家反對，不認同，偏離世俗生活。他舉例說，“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都是世俗的人，我們必須在世俗中做人，做個有尊嚴的人�！�

　　閻連科認為，對文學莊重性的認識，是我們今天寫作的最大障礙。他說村上春樹雖然脫俗，但他把寫作看得非常神圣，是宗教式的；莫言的寫作未必這么莊嚴，他寫《生死疲勞》只花了48天時間，但他對生活莊重性的認識，是村上所不具備的。他認為，“今天的生活是如此豐富，如此復雜，作家們生活在其中，不應該抱怨、批判和仇恨，要在生活中愛你厭煩的人，在寫作中，理解你討厭的人�！�

　　漢語不死新詩就有希望

　　相對于小說和散文，新詩似乎面臨著更大的困境，詩人們更有從天堂墮入地獄之感。如何面對這種現(xiàn)實?新詩的前景究竟如何?舒婷、于堅、陳義芝、詹澈、白靈、蕭蕭等就此展開討論。

　　詩人于堅認為，詩歌的邊緣化不是詩人的問題，而是因為這個時代盛行功利主義，因為漢語的詩意被遮蔽起來，它的“道”沒有被喚醒。他認為新詩是可以期待的，只要漢語不死，新詩就有希望。

　　臺灣詩人陳義芝反對迎合大眾，更反對難以閱讀的標新，他認為隨著時代的扭轉(zhuǎn)，文學審美的坐標也會移動，而沒有閱讀就沒有創(chuàng)作。他心目中的好詩，要有感覺、有感動，還要有感應。

　　臺灣詩人蕭瀟用“X”來描述臺灣新詩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走向，他說，臺灣是一個復雜的多元化社會，而詩歌就是各種文化交叉共構的結果，鑒往可以知今，至于未來，也可以用“X”來表示。臺灣詩人詹澈提出了“邊緣的前緣”說，他認為文學雖然邊緣化，但詩歌仍然處于前沿，詩人永遠是時代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