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朋友我們不說再見——追憶史鐵生

　

　

　

　　元旦前，一文友給我發來一則短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你已經遠離江湖，可江湖還在傳說你。二○一一年一月四日下午三時，一場主題為《與鐵生最后的聚會》的追思活動在北京798時態空間畫廊舉行。來自社會各界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作家、詩人、讀者紛至沓來，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來懷念我們的好朋友史鐵生。看著擁擠的人群，看著肅穆的表情，聽著發言者與鐵生過去令人心動的往日情懷，我不由得想到那則短信。于是，我把這里的情形，換了幾個字，發給因事不能前來的幾個作家朋友：鐵生已經遠離文壇，但我相信，未來的文壇永遠會傳說他。

　　史鐵生以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很早成名。在他那一茬的知青作家中，我跟好多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而且認識很早，譬如：肖復興、張抗抗、梁曉聲、葉辛、趙麗宏、竹林、葉延濱等，但跟史鐵生直到二○○七年才真正地見面。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晚，中秋，魯迅誕辰日，北京作家協會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辦第三屆文學節頒獎大會。一個月前，北京作協就給每個會員發出通知，號召作家參與文學節活動。比如到一個鄉村文學社舉辦系列講座，在魯迅博物館舉辦作家手跡展，再有，評選出終身成就獎和杰出貢獻獎作家各一名。可以想見，在北京作家群中能當此殊榮的肯定能列出十幾位。

　　頒獎活動于晚六時開始。獲得終身成就獎的是八十四歲高齡的小說家林斤瀾，宣讀授獎詞的是畢淑敏，頒獎人是北大著名教授嚴家炎先生。對于林斤瀾先生在短篇小說上取得的成就，文學界早已公認。畢淑敏在授獎詞中怎樣溢美，人們都覺得應該。我感興趣的是林斤瀾先生在獲獎感言中反復提到的“感謝文學這一畝三分地”，是文學給了他樂趣，給了他生存的希望。在北京作協發出的杰出貢獻獎候選人名單中，我注意到有史鐵生和劉慶邦，好像還有一位，我記不清了。劉慶邦跟我是多年的朋友，他從煤炭系統調到北京作協搞專業創作，自然增加了北京作家群的亮點。我跟史鐵生不熟，甚至不認識，但非常熟悉他的作品。可以這樣說，文壇上有史鐵生的存在，仿佛是一種文學精神的存在，有了他，就可以制衡那些喧囂浮躁勢力的東西。所以，我投了史鐵生的票。果然，評選結果也確實如我所料。后來聽說在關于終身成就獎評選時，到底是給浩然還是給林斤瀾發生了激烈的爭議，有些人為此還傷了感情，我感到很不安。

　　為史鐵生頒獎的是剛上任不到一年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鐵凝走上臺時，步履輕盈，笑得陽光燦爛，她俯下身子，對坐在輪椅上的史鐵生耳語了一番，因為遠，我不知道究竟說了什么，我想他們之間是不需要什么客套的。看著史鐵生抬起頭接過證書后那樸實天真的樣子，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頭，不覺有淚水在眼圈打晃。這是久違了的文學的暖流！當即，我在一張便條上寫下：鐵凝為鐵生頒獎。

　　史鐵生在獲獎感言中說：文學的創新是必要的，但文學也必須有永恒的東西。人們豐衣足食后，為什么還要搞文學？想必是無窮的生活給我們制造無窮的疑難，無窮的疑難給了我們無窮的思考和思考的力量。人一旦缺少了思考的力量，就難免有一天會敗給電腦。同前一輩作家比，我們這一輩還是想爭氣的。我很高興地看到，有一批更年輕更有希望的作家已經成長起來。史鐵生的聲音不大，但言語里卻蘊涵著厚重，充滿了真情。

　　那天，我與史鐵生夫婦在同一桌就餐。他很隨意，沒有什么忌口。

　　今天，就是史鐵生去世后的第五天，也是他六十歲生日的這一天，鐵凝同樣來到這里，她不是以領導身份，而是以作家同行、鐵生多年的老朋友來的。她說：我是帶了櫻桃來的，我知道鐵生喜歡吃這個。我很高興，在我來北京工作的五年，每年我都能多次見到鐵生。有一次到鐵生家，聞到有烤面包的香味。鐵生說那是他愛人希米剛烤的面包，你喜歡吃，就多吃點，也可以都拿走。于是，我就吃了起來。我覺得，鐵生與希米的日子，是有尊嚴的，有情有義的。對文學人生而言，鐵生是一個堅持文學的高度和難度的人。時間越久，越彰顯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不曾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現，或許他不能走太遠的路，可他有一顆永久的心。剛才有人稱他是偉大的作家，我想，今天用偉大這個詞是需要謹慎的，但我非常同意說史鐵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誠實與善思，對一個人是多么的重要。史鐵生他做到了。這正如他的詩《永在》：“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夠/坦然赴死，你能夠/坦然送我離開，此前/死與你我毫不相干//此前，死不過是一個謠言/北風呼號，老樹被攔腰斬斷/是童話中的情節/或永生的一個瞬間//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夠入死而觀/你能夠聽我在死之言/此后，死與你我毫不相干//此后，死不過是一次遷徙/永恒復返，現在被未來替換/是度過中的音符/或永在的一個回旋//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夠/歷數前生，你能夠/與我一同笑著，所以/死與你我毫不相干。”

　　有道是“不知生，焉知死”。史鐵生在延安插隊的一個同學說，鐵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史鐵生和他的二十幾名同學來到陜北延安延川縣一個叫清平灣的地方插隊，多年后，史鐵生在《插隊的故事》中寫道：這日子記得清楚，永遠都不會忘記。不久就過年，當然是陰歷年，那兒沒有人承認陽歷。過陰歷年，過清明，過端午，過中秋，不過“十一”和“五一”。不少人稀里糊涂地知道有個“五一”，卻不知道有勞動節。我們第一回上山受苦是在大南山掏地，李卓和金濤瘋狂地掄起老镢掏向山頂，不久便都像終點線的馬拉松運動員，被人攙扶著安慰著拖到一邊去休息。最被重視的是陰歷年，不用受苦，在熱炕上款盛下(即呆著)，喝米酒，吃大肉，吃油糕油饃，吃豆腐和漏粉，吃白饃和扁食——這才是過節。夜晚，家家窯前吊一盞油燈，在漆黑的山間如一片朦朧的星光。

　　對于知青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識。史鐵生認為，有人說，我們這些插過隊的人總好念叨那些插隊的日子，不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我們最好的年華是在插隊中度過的。誰會忘記自己十七八歲、二十出頭的時候呢？誰會不記得自己的初戀，或者頭一遭被異性攪亂了心的時候呢？于是，你不僅記住了那個姑娘或是小伙子，也記住了那個地方，那段生活。

　　一九七一年，史鐵生因腰病回到北京，從此開始長達近四十年的輪椅生活。他先在一家街道小廠工作七年，后由于小說的發表，使他走上創作的道路。他的昔日“插友”說，他們對鐵生的認識或交往以他的散文名篇《我與地壇》為分水嶺。之前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星》等小說和散文，他們很愛讀，那里有他們共同的生活記憶。而從《我與地壇》后他們就不愛讀，甚至跟鐵生在心理上產生了隔膜。我以為，從《我與地壇》發表后，史鐵生的寫作已經從生活的敘述轉變為對生活和生命的追問。就是說，后來的史鐵生已經不僅僅是朋友們中的作家了，而更是作家中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北師大教授劉錫慶在《文藝報》撰文，說史鐵生因為散文《我與地壇》的發表，“他已經攀上了當代散文的顛峰”。為此，我發表了不同意見，以《當代散文的顛峰標準是什么》為題與之商榷。我的總體看法是，一個名家創作了名篇是可喜的，但名篇并不是沒有瑕疵。水無定流，文無定式，與其說《我與地壇》登上了文學的高峰，倒不如說是史鐵生文學高度和人生高度的由此開始。

　　我注意到，史鐵生在很多的作品中，都涉及到生與死。這在當代作家中是罕見的。或許是曾經有過三次自殺的經歷，史鐵生在談論死時便有了獨特的感受。他說，要是史鐵生死了，并不就是我死了——雖然我現在不得不以史鐵生之名寫下這句話，以及現在有人喊史鐵生，我不得不答應。史鐵生死了——這消息日夜兼程，必有一天會到來，但那時我還在。從古至今，死去了多少個“我”呀，但“我”并不消失，甚至并不減損。那是因為，世界是靠“我”的延續而流傳為消息的。也許是溫馨的消息，也許是殘忍的消息，但肯定是生動鮮活的消息，這消息只要流傳，就必定是“我”的接力。

　　是的，史鐵生的離去注定是一種死亡的消息，但也是一個永生的消息。就在追思會進行時，從天津某醫院特地趕來的主治醫生告訴大家一個生動鮮活的消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史鐵生去世兩個多小時后，一輛裝載著史鐵生肝臟的醫護車風馳電掣般駛向天津。早晨八點鐘，肝臟移植手術開始，下午三時手術結束。今天，這個得到史鐵生肝臟捐助的三十八歲的小伙子已經能夠下床了！

　　一月四日，平常而又永生的一月四日。讓我們記住這一天吧，這一天，六十年前一個偉大的生命誕生了。六十年后，又一個不朽的生命已經開始！對此，人們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掌聲不僅是獻給一個名字叫史鐵生的中國作家的，這掌聲也是獻給一個叫史鐵生的中國公民的。

　　我們不會忘記臧克家先生的詩句：有的人活著，可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還活著。對于史鐵生，有的人說，史鐵生的存在，代表著文學的良心。也有的人說，史鐵生實現了文學與生命的完美結合。還有的人說，在高樓大廈已經非常擁擠的今天，我們還能隆重地懷念一個作家，說明我們這個民族仍然是一個充滿理想的民族。而史鐵生則說，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最后的祈禱是愛的重逢。

　　史鐵生，我們的好朋友，此刻他就在我們中間。他還是那樣微笑著，面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