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滲透我們的生活，一個根本性的命題被推向時代前沿：數字時代，人之為人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近日，一場名為“數字時代，何以為人”的對談舉辦，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黃裕生與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洪亮圍繞這一核心，展開了一場關于哲學傳統與技術現實的對話。

絕對自主自發性——AI永遠無法模擬的人類特質

“AI技術與傳統技術有著本質區別”，黃裕生首先指出，AI不僅延伸人類的身體力量，更試圖替代人類的智力活動。從信息檢索到邏輯推理，從概率計算到內容生成，AI在諸多曾被視為人類核心優勢的領域表現愈發卓越。這一變革將“人是什么”的哲學追問從書齋推向公共視野——如果理性計算能力可被機器超越，人類存在的獨特價值何在？

“這一追問并非全新命題，但是卻在數字時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緊迫性。近代哲學將理性視為人類的最高能力，休謨、康德等思想家早已圍繞理性與意志、情感的關系展開辯論。而AI的崛起，讓這一古老爭論有了現實落點：若理性僅等同于計算推理，人類被機器替代似乎只是時間問題；但如果人類理性蘊含更豐富的維度，那么我們便需重新發掘自身的獨特性?！秉S裕生談道。

黃裕生對此給出的核心答案指向了“絕對自主自發性”——這一源自康德哲學的核心概念，在數字時代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他認為，人類區別于AI與萬物的本質，在于能夠成為自身行動的“第一因”，擁有自由意志，這種自發性并非盲目沖動，而是最高層次的理性表現，它讓人類能夠突破既定程序與物理限制，做出基于信念的決斷。正如伯夷、叔齊寧死不食周粟的選擇，這種超越生存本能的價值堅守，正是AI永遠無法模擬的人類特質。

這種自發性不僅體現在個體抉擇中，更塑造了人類文明的獨特形態。與其他物種世代重復的生存模式不同，人類能夠創造自然界本不存在的倫理世界與技術文明，人類的自發性讓文明擁有了無限延展的可能。

理論思維能力讓個體在數字時代保持主體性

AI帶來的挑戰，在教育領域表現得尤為尖銳：學生可以通過AI瞬間獲取海量信息，五千字的文章能在兩秒內生成，既然機器能高效完成信息整合與文本創作，我們為何還要花費數年時間訓練寫作與思考能力？

黃裕生對此區分了“作文”與“論文”的本質差異：前者可通過事例堆砌論證觀點，而后者則需要建立嚴密的邏輯體系，包括概念分析、邏輯推理與概念想象三大能力。其中，概念想象能力尤為關鍵，它要求思考者主動發掘并納入各種潛在變量，在更廣闊的邏輯空間中構建周全的論證。這種能力無法通過AI直接獲得，必須在反復的思維訓練中逐步形成。

兩位哲學學者認為，在AI時代，教育的價值不僅沒有弱化，反而更加凸顯。黃裕生預言，未來學生群體將出現明顯的兩極分化：那些將AI作為輔助工具、持續錘煉自身思維能力的人，會不斷提升認知高度；而過度依賴AI替代自身思考的人，將逐漸喪失獨立分析與創新的能力。

理論思維能力的重要性，遠超文科范疇，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前提。黃裕生以物理學中的“勻速運動”概念為例，指出這種現實中并不存在的理想狀態，正是人類通過概念想象構建的認知工具，沒有這一抽象概念，現代力學體系便無從建立。同樣，宇宙大爆炸理論的源頭也源自哲學追問，其核心基點正是通過理論推導與概念想象得出的。這意味著，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其突破與發展都離不開人類獨特的理論思維能力。

這種思維能力的培養，本質上是對人類自發性的守護與強化。黃裕生將其拆解為三個遞進的層次：首先是獨立思考，即擺脫他人觀點的束縛，從自身的處境與訴求出發形成判斷；其次是換位思考，站在他人立場理解不同視角，修正自身認知偏差；最后是前后一貫的自洽思考，確保自身的邏輯體系連貫統一。這三個層次的訓練，不僅能提升思維能力，更能塑造健全的人格，為個體在數字時代保持主體性奠定基礎。

洪亮補充道，這種思維訓練與康德提出的“獨立思考、換位思考、前后一貫思考”原則一脈相承。其中，換位思考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想象力，它讓人類能夠超越個體局限，構建相互尊重的人際關系。在AI日益普及的今天，這種能夠理解他人感受與立場的能力，恰恰是機器所缺乏的，也正是教育需要重點守護的人類特質。

硅基載體或許永遠無法產生真正的欲望與價值訴求

情緒陪伴機器人等新型產品的出現，人與機器的關系從工具使用轉向更復雜的共生場景。阿西莫夫提出的“機器人三原則”試圖通過規則規約機器行為，但在黃裕生看來，這種單向度的約束性原則，忽視了人與機器共生關系的核心維度：如何在尊重人類主體性的前提下，構建友好且有邊界的互動模式。

黃裕生將人與機器的關系劃分為兩個層次：共生關系與倫理關系。在共生關系層面，機器可以成為人類生活的重要輔助，尤其在人口老齡化加劇的當下，AI能夠彌補人力陪伴的不足，為人類生活提供便利。但這種共生必須堅守一個核心前提：機器始終是服務于人類的工具，而非與人類平等的主體。其根本原因在于，AI缺乏人類所特有的自由意志與目的性存在，硅基載體無法產生真正的欲望與價值訴求。

在倫理關系層面，黃裕生談道，人類與機器無法建立真正的倫理共同體。倫理關系的核心是責任與義務的雙向綁定，而這需要主體具備自由意志與道德判斷力。AI既沒有能力自主承擔責任，也無法形成真正的道德意識，因此不可能成為倫理主體。

黃裕生的這一觀點也引發了關于“萬物有靈論”的討論。洪亮提出，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被笛卡爾二元論視為純粹物質的存在，包括機器在內，也可能擁有某種主觀體驗視角？黃裕生回應稱，從哲學傳統來看，莊子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早已觸及這一問題的核心。人類之所以能夠理解其他存在，是因為我們擁有超越自然因果律的理性能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存在擁有與人類同等的主觀體驗。從進化角度看，從無機物到有機物、從動物到人類的兩次重大斷裂，都無法通過純粹的演化論解釋，這也暗示了人類意識與主體性的獨特性。

黃裕生將希望劃分為三個層次：類的希望、個體的希望與絕對的希望。類的希望是人類族群對未來的共同愿景，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或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這種希望為社會發展提供方向，卻難以直接支撐個體的生命意義。個體的希望則與每個人的具體生活相關，涵蓋事業、情感、成長等諸多維度，但其實現與否受到現實條件的制約，難免伴隨著失望與沮喪。

最為核心的是“絕對的希望”，這種希望超越了現實世界的局限，指向個體終結之后的可能性。黃裕生認為，人類作為有限的存在，既意識到自身的認知有限性，也催生了超越的渴望，它讓人類在面對死亡與虛無時，能夠打開一個超越現實的意義空間，這種在有限中追求無限的能力，讓人類在數字時代依然能夠保持精神的獨立與高貴。

活動現場也推薦了一套洪亮主編的數字時代的人論文庫·漢譯系列叢書，這套書系統引介國際學界的前沿議題，包括人類增強、超人類主義、賽博格、后人類主義以及人類世等，力圖為中國的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基于自身關切，探討數字時代的“人之為人”提供參考視角。

其中，《超人類主義》聚焦人類能否超越自身，對超人類主義的前世今生做了全景式介紹，《“更好”有多好？》從分析哲學與人類學視角反思當代人類增強議題的理論困境，《腦——一個關系器官》揭示了當代腦神經科學的生物還原主義預設的內在問題，《韌性賽博格》描述了心臟起搏器和除顫器植入者在身體層面面臨的風險和由此展現出的韌性，《人類世的宇宙論》則在生態危機的時代語境中探討了足以映現人類中心主義內在局限的新世界觀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