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幸是一位頗有才氣的青年小說家，已憑其豐富的小說創作在文學界嶄露頭角。在她新近出版的小說集《二十一日酉時》中，《二十一日酉時》和《皮影》兩篇均書寫了某種傳統而行將消逝的手工技藝：制醋和制作并演出皮影戲。因而，初讀小說，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文本中隱現的繁復的工藝流程，細致入微的技藝刻寫說明作者為創作小說進行了充分的前期準備。除對制作流程的描寫性段落之外，一些作為“前文本”而被嵌入小說敘事當中的文獻資料（如《齊民要術》中涉及制醋的段落、《漢書》中可關聯于皮影藝術的文句），同樣呈露了作者在資料搜集、素材積累方面所下的功夫。可以說，深入理解所寫之物的心血與熱忱，是錢幸在這兩篇小說中表現出的極為可貴的寫作品質。

兩篇小說的技藝書寫分別牽引出兩個文本的核心意象：“醋”與“皮影”。前者在小說中既關聯于特定的人物形象（制醋時的精心投入，折射出趙宏聲的勤勞樸實），更成為特定地域空間的標識（水秀村以做醋聞名），構成對某種傳統而質樸的生存形態的隱喻。后者的象征意義則更為明顯：“就像你看皮影戲，前面的都是假的，或者說，半真半假，后面還有一個俯視他的，更大的東西。誰知道在咱們身后，有沒有那個更大的東西，操縱著一切呢？”《皮影》寫到的種種人物，或許都為某個“更大的東西”所操縱，在生活的跌宕中體味著難測的命運。

對傳統技藝的沉浸，或許會引起讀者的猜測：作者是否意在創作兩篇帶有“尋根”意味的小說？事實上，這兩篇小說的內容要更為豐富。從敘事安排的角度看，《二十一日酉時》與《皮影》有某種相似性，二者均以“外來者”（楊蓉/靳紅，馬歡）為小說敘事的線索性人物，且均不在一開始就給出理解情節和人物的必要背景信息。小說中主要人物的身世、經歷及其行為動機，都是隨著敘事推進而抽絲剝繭、逐步顯露的。小說敘事由此成為一個不斷“解密”的過程，而讀者的閱讀自然也會被這樣的敘事安排所引導。在《二十一日酉時》中，讀者跟隨先后登場的“兩個”線索人物楊蓉、靳紅的行動軌跡與觀察視點，會自然而然地萌生一系列好奇乃至困惑：楊蓉到達水秀村要尋找什么？靳紅前往趙家尋求招工機會的動機又是什么？更為重要的是，為什么小說要在兩個時空設置兩個線索人物，二者的關系又是什么？而《皮影》當中的線索人物馬歡，登場伊始便被賦予探明心上人小薔失蹤之謎的使命，自然而然地將讀者導入懸念當中。除線索人物的敘事功能外，對細節的營構同樣是這兩篇小說設置懸念的重要手段，《二十一日酉時》中靳紅初見趙氏父子時趙孩口中念叨的“二十三”，靳紅寄宿的床鋪上女人的痕跡，《皮影》中馬歡在小薔家人的住處偷聽到的小嬰兒的聲音等，都是相當關鍵的伏筆，皆在小說隨后對“真相”的揭示中被“點亮”。“探秘”式的敘事安排增強了兩篇小說的可讀性，有利于激發讀者閱讀熱情。

需要說明的是，不同于部分消遣性質的通俗讀物，錢幸對故事懸念的設置并不只導向對“解密”的閱讀快感的追求，而是在頗有新意的敘事安排中，寄托著作者對于“人”的豐富思考。女性的處境與命運是理解《二十一日酉時》的關鍵議題：靳紅因傻哥哥的存在而無法自主選擇婚姻，婚后持續遭受殘疾丈夫對她的欺侮和摧殘，她在丈夫的授意下帶著不甚光彩的動機進入水秀村，從水秀村走出后渴望尋求新的生活，卻仍難以擺脫丈夫、家庭的糾纏。頗有意味的是，錢幸似乎有意在三個女性人物（靳紅、靳紅之嫂劉長英、趙宏聲瘋了的妻子）之間營構某種鏡像關系，又讓這種鏡像關系在靳紅試圖解救被趙氏父子“軟禁”的女人時產生錯位，由此呈示出小說主要人物（靳紅、趙宏聲）的復雜性。讀者似乎難以對其做出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唯有在小說結尾跟隨楊蓉/靳紅一道發出對往日時光與難測命運的感喟。《皮影》同樣包含作者對命運的感知與體察：莊樸齋、莊溪水“錯位”的人生遭際以及對彼此的復雜情感，大哥、二哥作為邊緣群體的生存意志，阿綾在其工作和生活中“影子”般的處境，小薔的愛情及其悲劇結局……其間展開的人性光譜同樣有著斑斕的色彩。隨著故事的種種真相逐漸浮出水面，小說中的人物也都在敘述者引導下走向對命運的接受與和解。

可以說，《二十一日酉時》與《皮影》是在時間的總體流動當中完成對“技藝”與“人”的書寫的。小說所寫的技藝均是即將消逝的，所寫之人亦有著復雜的過去與難測的將來，“時間”或許是理解兩篇小說的又一不可忽視的視角。經粗略統計，“時間”一詞在兩篇小說中均出現了十次以上，其中諸多語涉“時間”的句子都頗有深意，幾乎可以視為小說的“題眼”。例如“黑暗中，她察覺到世界上真正統一的度量衡只有一個：時間”“也許有些人就是對舊去的時間尸骨不肯放手”等。

兩篇小說在時間之流中展開的，不僅是對技藝之存續的關切、對人物命運的喟嘆，更有對時代變遷的觀察，呈示出小說在主題上的豐富與開闊。《二十一日酉時》以新穎的敘述形式（將線索人物在兩個時段的人生經歷拼貼、并置并使其最終遇合）承載作者的“時間”之思，并由楊蓉/靳紅的視點展開觀察，十余年后水秀村的凋敝令她感到困惑，高速發展的城市更是讓她“頭暈目眩”。此外，“醋”的今昔對比，也是小說圍繞“時間”主題組織的另一重敘述，遷居到城里的制醋人家，在“時間就是金錢”這一邏輯的驅使下添加了工業用料，失卻了傳統制醋工藝的從容與厚重，這一對比多少流露了作者對于某種更為質樸、真誠、厚重的生存方式行將消亡的無奈與緬懷。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一日酉時》似乎仍有某種“尋根”式的挽歌情調。《皮影》則展現了錢幸將時間議題空間化的能力，城中村（“胡同里”）與富人區（“龍角別墅”）的對峙使時間議題具象化，作者的現實關懷由此呈露；小說第九節對莊氏三兄弟婚禮的敘寫更彰顯了作者營構場景的能力，前景處上演的是三人與莊溪水之矛盾糾葛走向和解的過程，背景中則是城中村“推倒重建”過程中施工機器的轟響，施工的情節更使得小薔失蹤的真相浮出水面——個體的命運與時代變遷的總體趨向，在這一場景中彼此疊合，意味深長。

《二十一日酉時》《皮影》兩篇小說展現了錢幸豐富的寫作可能，她未來的創作生涯也令人期待。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