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瑞敏（左一）在原創話劇《點翠》中飾演京劇名伶方玉珩。（演出方供圖）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的歷史性時刻，原創話劇《點翠》完成了一次對民族精神與文化根脈的深沉回望。作為該劇的主演之一，我深深感受到作品所承載的歷史重量與時代光芒——它所要呈現的，是一場發生于心靈與信仰層面的“文化抗戰”。

《點翠》超越了硝煙彌漫的正面戰場，將視角投向文化堅守與精神抵抗的更深維度。劇作家、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黃昌勇憑借其深厚的歷史洞察與文學功力，構建了以青年西行之旅為明線、文化存續為暗線的雙重敘事結構。這一架構本身即蘊含深刻的美學意圖：時代洪流與個人命運交織，地理遷徙與精神成長同步，劇作既具史詩般的開闊格局，亦不乏細膩動人的人物弧光。

劇中所聚焦的老藝術家及青年文化人群像，他們手中的武器不是槍炮，而是筆、是樂器、是舞臺上的唱念做打。他們的抗戰，是“不演出”的決絕，是“西行”的薪傳，是以文化之火種延續民族之魂。這種“文化抗戰”的理念，深刻揭示抗日戰爭的全民族性與精神層面的多重維度。

在眾多角色中，我飾演京劇名伶方玉珩，無疑是全劇精神內核最為集中的體現——其命運深刻詮釋著“士之節”與“藝之魂”。方玉珩的形象由三重身份交織而成，共同構成其復合型的悲劇底蘊：

“名伶”之傲。作為享譽中外的京劇表演藝術家，他骨子里蘊藏著傳統藝人的清高與風骨。他視藝術為生命，追求極致與純粹。面對日方軍官高橋憲一，他的拒絕不僅出于民族義憤，更源于對藝術被強權玷污的本能抵抗。他的“息演”，是以藝術家的全部尊嚴，完成對侵略者最沉默而最有力的抗議。

“慈父”之柔。中年喪妻，獨自將女兒方吟撫養成人。他對女兒的愛，深沉而睿智。這份愛，最終讓位于一份更宏大的托付：他將女兒與文化象征的點翠頭面一同送往大后方。這是一個父親所能做出的最艱難也最偉大的抉擇，意味著他將文化傳承的火炬交給了下一代。他勸說方吟離開上海時，近乎懇求，這與他面對日本人時的強硬態度形成巨大反差。這份“柔”，成為他性格中最動人、最具人性光輝的部分。

“士人”之節。超越藝人身份，方玉珩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將氣節視若生命，在他身上體現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士大夫精神。他以絕不登臺為侵略者演出為抵抗方式，堅守的是亂世之中一個藝術家所能捍衛的最后尊嚴。他讓我們看到，文化不是軟弱的呻吟，而是最堅韌的精神鎧甲。

這三重身份的統一，鑄就了一個充滿內在張力的悲劇性人物：一個想守護藝術純粹性的名伶，不得不卷入政治；一個想保護女兒平安的慈父，不得不將她推遠；一個欲獨善其身的士人，最終被外侮的暗箭所擊碎。

方玉珩是京劇藝術、傳統工藝與士人精神的活的象征，整個故事因他而起。周澎的西行任務、方吟的離開、點翠頭面的轉移，所有核心情節都圍繞如何保護方玉珩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這一主線展開，他是那個“不在場的中心人物”。他的死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從拒絕演出開始，他就已步上殉道之路。從最初稱病不出作為“被動”的堅守，到最后他主動組織義演呼吁上海各界名人一同為抗日救亡捐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完成了從“守護者”到“犧牲者”的升華。他的死，是為文化、為氣節、也為喚醒民眾的抗戰意識而進行的儀式性獻祭。這種“沉默的抗爭”是東方美學中極具高級感的悲劇表達。

方玉珩即是“活著的點翠頭面”，二者互為映照，構成了一組璀璨而悲壯的文化意象。點翠頭面之華美，對應他藝術成就之輝煌；點翠工藝之殘忍（取活鳥之羽），隱喻他所處時代之殘酷及其最終命運；點翠之永恒藍色，象征他氣節之不朽。他以其生命所捍衛的正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活氣”。他人格的華彩、命運的悲劇，都與這件頭面一樣，璀璨奪目，又令人心碎。

《點翠》的排演，絕非一次簡單的歷史復現。在全球化的當下，文化認同、精神獨立與傳統價值的現代轉化，已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命題。這部劇作促使我們反思：何謂文化根脈？如何在時代巨變中守護精神的尊嚴？方玉珩的抉擇與那群熱血青年的西行之路，為今天我們探討文化自信與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歷史注腳。他們的故事提醒我們：文化的生命力，不僅在于傳承，更在于創新發展；不僅在于堅守，也在于開放交流。

懷揣敬畏，我期待《點翠》能成為一束燭照歷史與當下的光芒，引領我們走進那段歲月，感受那文化烽火中既壯烈、又溫暖的永恒力量。

（作者為演員、一級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