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的抗戰，是直接關系著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歷史事件。因此，一切的人力、物力、財力被充分調動，思想、意識、精神被廣泛凝聚，服務于這場曠日持久的決定國家命運的抗戰。同樣，文學作為宣揚正義、動員思想、激發精神、團結同道、抨擊侵略的利器，也自覺投入抗戰大潮中，形成了蓬勃發展、內容豐富的抗戰文學。在五四文學革命的沖擊下一度式微的舊體詩詞，在抗戰的特定時代環境中，找到了用武之地。詩詞創作者們積極響應時代號召，調整詩歌創作方向，表現時代主題，使其煥發出新的生命活力。

今年選編《抗戰詩詞三百首》，正是為了系統呈現抗戰詩詞創作的成就，向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致敬。這些抗戰詩詞，既秉承傳統邊塞詩、戰爭詩的愛國主旨、豪壯風貌，又在新的時代環境中表現出新的思想內涵和新的精神氣象。這些抗戰詩詞與其他抗戰文學形式一樣，是抗戰時代的最強音。

抗戰詩詞飽含的是守衛疆土、維護正義、抗擊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抗戰詩詞表現時代生活、時代主題和時代精神，呈現出雄渾悲壯、高揚豪邁的創作風格。即使是抗戰中記述失利、批評時局、哀悼逝者等情緒較為低沉的作品，也并不悲觀頹唐，而是在痛心疾首的同時，表達繼承烈士遺志、爭取抗戰勝利的堅定決心。正是這樣的文學，才真正能發揮鼓舞人心、激發斗志、震懾敵人、鞭笞罪惡的力量。

抗戰詩詞在形式上的革新也很明顯，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長篇敘事詩大量涌現。這一現象源于詩人對敘事性的強化需求——通過擴大文本容量，以便更自由、更充分地敘寫抗戰事件、表現抗戰精神。很多作品緊密關注現實、反映時事，甚至有些作品像戰地通訊一樣，及時報道前線的最新消息。很多詩人采用古風、歌行的形式，或長或短，形式靈活自由，不用典故和偏僻字，語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比如長句短句交替運用，音韻鏗鏘、節奏明快，多可配樂歌唱。

這些詩詞的作者構成非常多元。有的詩人本身就是在抗敵第一線沖鋒陷陣的將士，如朱德、陳毅等將領。有的詩人曾經親赴前線目睹軍人的英勇、戰爭的慘烈。比如，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后，郭沫若曾赴昆山前線；田漢多次前往前線慰勞戰士；1939年7月，老舍也曾隨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探訪北方戰場將士。置身于抗戰的現實境遇之中，很多人寫過抗戰詩詞，比如何香凝曾組織后方婦女織寒衣送前線，寫有《寒衣曲》；冰心曾深入前線，創作了多篇抗戰詩詞，其《抗戰日記》亦影響甚眾；陳家慶經過淞滬戰場，寫下《揚州慢·過上海閘北》。

可能有讀者會問，在今天和平建設的時代，抗戰詩詞有什么價值和意義呢？在我看來，抗戰詩詞展現了堅強不屈的意志、英雄主義的氣概、憂時憂民的胸襟、忠誠奉獻的情懷、愛國主義的精神。這對于今天的人們尤其是青少年讀者的思想啟迪、精神熏陶、人格形塑和理想信念培育，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抗戰詩詞所蘊含的抗戰精神、愛國情懷，在和平年代具有重要的轉化價值。它不僅可內化為社會個體忠于國家、熱愛人民、甘于奉獻、團結奮進的思想道德情操，更能外化為提升國民整體素養、助推國家現代化的精神動力。

抗戰詩詞中精神力量的生成，根植于愛與恨的辯證統一。愛是精神的正向維度，即對祖國的深情眷戀、對同胞的深切關懷、對生命價值的珍視、對正義原則的堅守，以及對和平的堅定信念。恨則是精神內核的批判維度，指向對侵略行徑的憎惡、對挑釁者的蔑視和對強權暴力及邪惡勢力的堅決斗爭。抗戰詩詞更讓我們深刻認識到，銘記歷史并非要銘記仇恨、延續對立，更非引發新的沖突。銘記歷史，在于傳承抗戰詩詞中愛正義、護和平的精神內核，以歷史經驗凝聚社會共識，為捍衛和平提供長久的精神支撐。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