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完《天邊》這部小說，我就想一定要把它送來上海。”58歲的重慶市作協主席張者說。

11月9日下午，作為“收獲首發”系列活動之一，“把大漠當青春紀念冊的人們”——《天邊》分享會在朵云書院旗艦店舉辦。對張者來說，這場在“云端”的新作分享會還有另一重意義，時隔40年，他又與少年時代在新疆的良師益友，原《兵團日報》副總編輯丁言鳴重逢了。分享會開始前，記者加入了這場老友對話。

張者（左）與丁言鳴在《天邊》分享會上。施晨露攝

《天邊》，就是“天山邊上”，那是“兵團二代”張者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地方。小說的主人公之一小名叫“八分”，“當時兵團工資三十一塊零八分，八分錢買一張郵票，我父親寄信回老家，我母親就從河南嫁到了新疆。”張者對記者笑道。素未謀面的兩個年輕人因一張郵票生活在一起，他們的孩子叫“八分”，在小說里的意思是“只值八分錢，命不金貴”。小說的第一章就是“到天邊去”，在河南出生的“八分”要到新疆找自己的父母。

某種程度上，“八分”帶著張者自己的影子。“什么是小說？人物和故事有虛構的，但生活的底色是真的。”張者當過記者，從非虛構轉向虛構，在他看來就是要把握住“虛”與“實”的關系，“把真實的東西寫得真實，那是報告文學；把真實寫假了，那是文學垃圾；把真實寫得既真實又不真實，那才是文學，就像在大漠上常見到的海市蜃樓。”

在新疆的青少年時期，對張者影響最大的一群人是“上海青年”。他們帶著屯墾戍邊的豪情來到兵團，為“天邊”帶來了城市文明的氣息。“我寫《天邊》，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想寫這群‘上海青年’。可以說，沒有這些上海人，我就不會成為今天的我，成為一名作家。”

丁言鳴就是十萬上海支邊青年之一，行囊里裝著《約翰克里斯朵夫》、裝著左拉的《娜娜》來到新疆。“我讀的第一部文學作品就是上海青年借給我的。薄薄的一本，叫《少年維特之煩惱》。當時，上海青年不帶吃的、喝的來新疆，而是帶著書。在他們眼里，我是小屁孩，我想看書，就用雞蛋跟他們換。我的語文老師也是上海來的，看了我的作文，他說我未來有可能成為一名作家。作家？班上的同學都笑了。那怎么可能？我們認識的作家只有墻上掛的畫像，像魯迅那樣的。但那顆當作家的種子，就這么暗自在我的心里埋下了。直到后來，我在兵團的《勝利報》（現在的《塔里木日報》）上發表了第一篇習作，他就是當時《勝利報》的總編輯。”張者指指身邊的丁言鳴。

“當時在我的辦公室里，他就說，我要當作家！”丁言鳴記憶猶新。

“海市蜃樓的那一邊，就是我的家鄉上海。”這是張者的語文老師告訴他的另一件事。“上海對新疆來說，就是一種象征，是現代的、前衛的、時髦的。我曾經踩著二八自行車狠命往海市蜃樓的深處扎去。我進，它就退，我忍不住感慨，這真是我的天邊啊……”張者說。

考上大學后，張者離開了新疆。從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他當過記者；后來又考上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其實我一直想寫作，讀法律系是想萬一不能用寫作養活自己，有一門謀生的技能——雖然我跟北大法律系的老師說，文學是感性的，法律是理性的，只有兩者兼備才是完整的。”

張者以“大學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在文壇聲名鵲起，不過，最近十多年，他的精力集中于創作以新疆建設兵團為背景的小說。2022年獲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山前該有一棵樹》寫的就是兵團的故事。《天邊》是張者第二部以新疆兵團為歷史背景的長篇小說，前一部《老風口》，是寫第一代新疆兵團人，《天邊》寫的是第二代兵團人。兩部書有傳承，有交叉。“新疆是我的故鄉，新疆兵團是養育我的地方。我是新疆的‘兵二代’，那里發生的故事，我不寫誰寫，這是我的使命。”張者說。

在《天邊》中，除了“八分”，還有兩位“兵二代”主人公，三個人分別代表了三種“兵二代”的方向和出路。有人考上了大學，離開了兵團，回到了內地；有人就地扎根，成為兵團的主力；有人內心帶著反叛，沖突由此產生。

在新疆，紅柳、蘆葦、胡楊為“曠野三友”，在張者筆下，成為三個主人公不同的生命形態。“兵一代和兵二代的矛盾不僅僅是現實中的沖突，也是小說世界的矛盾和沖突。解決這種矛盾是時代的發展，當兵團人的生活與內地已經沒有太大差別后，兵二代的熱血和青春，都被改寫成了快樂的回憶。”在張者看來，代際的互動本身就包含了人性與家國的宏大敘事。“大多數的主動‘斷裂’并不能真正找到心中的天邊。現實告訴我們，生活需要兼容，真正的寶藏往往是在自己出發的地方。兵二代發現自己曾經寄望的天邊，所有的憧憬，原來并不遙遠。”

“我覺得張者寫《天邊》是有深意的，那句話是怎么說的，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闊別四十年，當年的“上海青年”丁言鳴依然是張者的知音。

“天邊既是天山邊上，也是我們心中的‘詩與遠方’。”張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