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策劃并參與編輯出版了一部紀念文集。那是2000年夏，我忽然想到，再過半年就是人文社成立50周年的日子，社里應該編一部書或一套書來紀念一下。又想到紀念集的書名可稱為《名作的誕生》。于是，就寫了兩份報告。一份是“《名作的誕生》編輯計劃”。“編輯計劃”擬定完成后，我又以《人文叢書》的名目，寫了一份“選題報告”。

李文兵副總編審閱了《人文叢書》選題報告后，在批語中寫道：

這個設想可作為建社50周年的紀念書。但出成叢書，規模太大，操作也困難。可考慮出一本綜合性的，組織一些與我社關系密切的名氣大的作家、翻譯家撰稿。書名另酌。此事主要是當代、外編關系較大，建議請這些部門研究一下，是否可行。

李文兵 6、1

李副總編做編輯工作多年，他所給出的意見和建議比我的設想更加切實可行。我把經李總批閱的“編輯計劃”與“選題報告”依次送到陳早春總編輯和聶震寧社長案頭，他們很快便作出了批復：

同意文兵意見，編一本足矣。

陳早春 23/6

同意列入計劃。

聶震寧 30/6

按照社領導指示，我與當代文學編輯室、外國文學編輯室、古典文學編輯室的幾位同志一起以《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為題，分頭向50年來與我社關系密切、名氣大的作家、翻譯家、學者教授以及本社前輩編輯等約稿，請前輩師友們通過回顧親歷、親見的往事，從不同側面描述人文社50年來走過的足跡。

從2000年7月開始寄送約稿函至同年年末，總共收到67位作者來稿。其中作家來稿有馬識途的《〈清江壯歌〉出版的前前后后》、王火的《塑文學之豐碑》、王蒙的《這是我的幸運》、杜鵬程的《回憶雪峰同志》、周而復的《相期一步一層樓》、魏巍的《祝“人文”兄五十歲壽》等。翻譯家來稿有葉水夫的《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田德旺的《桃花又是一年春》、高莽的《同行師友多》、錢春綺的《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張玲的《傳承的情誼》、魏荒弩的《祝賀與瑣憶》等。學者教授來稿有丁景唐的《良師益友與忠實讀者》、鄧紹基的《見聞與回憶》、孫玉石的《走著一條通向太陽的路》、季羨林的《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董衡巽的《可貴的敬業精神》、褚斌杰的《蕓香飄溢 相傳火薪》等。

在67位作者中，有不少人文社的老同志。他們是寫了第一本《魯迅傳》的原副總編輯王士菁；《魯迅全集》《巴金全集》《茅盾文集》《茅盾選集》《茅盾全集》的主要編輯者之一、獲首屆韜奮出版獎的原魯迅著作編輯室主任王仰晨；外國文學出版社的創建人、《外國文學季刊》創辦者，制定人文社第一個外國文學選題規劃的主持人，原副總編輯孫繩武；曾在1962年參與制定“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的原副總編輯李曙光；長篇小說《昨天的戰爭》的作者，原社長孟偉哉；獲“2011年中國版權產業風云人物”獎和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的著名詩人、翻譯家，原總編輯屠岸；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榮譽獎的外國文學編輯室副主任蔣路；曾任古典文學編輯室副主任的著名學者舒蕪；《新文學史料》初創期編輯、老舍先生長女舒濟；“七月”派代表詩人之一，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的原副總編輯綠原等。

來稿從不同側面回顧了作者們在過去幾十年里與人文社編輯共同為新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而奮力以赴的難忘經歷，對為了優秀作品問世而無私奉獻的人文社的編輯們，給予了深摯而真誠的感謝。

丁景唐在文章中寫道：“在我認識的師輩中，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創建人馮雪峰，以及歷屆參與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王任叔（巴人）、聶紺弩、蔣天佐、樓適夷、孟超和韋君宜，還有孫用、鄭效洵、楊霽云等。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對我進行過幫助，特別是尊敬的馮雪峰同志，不僅因為他嘔心瀝血地編纂、校勘和出版《魯迅全集》、《瞿秋白文集》里程碑式的不朽著作，而且他還用書信解答我在研究魯迅、瞿秋白中的疑難。”

馬識途在文章中寫道：“人民文學出版社有許多很有水平的資深編輯，他們的工作態度比較嚴肅，對于文學作品要求嚴格，無論從思想上藝術上都能看出問題，并且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見。但是他們很尊重作者，決不強人所難，更不胡亂涂改。……他們始終保持一種國家文學出版社應有的高品位高素質的傳統作風。而且他們的眼光我以為是比較敏銳的，他們善于發現好作品，即使還是一件不很成熟的作品，他們善于和作者合作，把一件有希望的作品毛坯，打造成為藝術精品。”

葉水夫是人文社“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等三套叢書編委會的專家之一。他在文章中回顧了當年“三套叢書”編輯出版的經過，認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和“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囊括古希臘羅馬、古印度直至近現代有定評有代表性的文學創作與理論的精品，反映了世界文學豐富多彩的歷史演變過程。叢書規模之大、選題之精、譯文之優，可以與世界上最好的同類叢書媲美”。這三套叢書不僅擴大了讀者的視野，提高了讀者的文藝修養，也有助于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開展。

人文社老同志的文章則從與人文社休戚與共的親身經歷出發，記述了人文社的發展與成長，講述了當年馮雪峰、王任叔、樓適夷、嚴文井、韋君宜、聶紺弩等前輩社領導的開創之功與人格魅力。同時，對編輯人員應如何繼承和發揚人文社的優良傳統和工作作風，苦練內功，堅持不懈，以期在今后能夠取得更大的成績、出版更多受廣大讀者歡迎的優秀圖書提出了中肯的意見。曾主管外國文學編輯室的原副總編輯綠原在題為《一點祝福》的文章中說：“據有限的見聞，得知人文的出版物今天在社會上仍被譽為‘信得過產品’。讀者的口碑說明我們過去的工作經得起檢驗，這比有形的利潤積累更令人欣慰。”

《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01年3月人文社50周年華誕之日出版，當年隆重而歡樂的場面至今記憶猶新，我深為人文社昔日的輝煌和今天所取得的新成績而自豪，為自己曾是人文社團隊中的一員而感到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