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話語的從容與穩健，緣于其對文學的自信。文學自信的背后，是對自己文人身份的認可和自重。“文人是有力量的”“聲音是有重量的”，是作家立身的底氣。

文學上的自信，使作家不擔心自己身份“貶值”，其堅定地認為，作家是民族精神、人類文明的繼承者、提煉者和弘揚者，代表著社會的良心、德行、愛和品格。只要人類不消失，這種“物種特征”就不會消失，作家是自有其位置在的。所以，作家在精神家園耕耘之時，要對“終極理想”，或曰民族精神，有不渝的信念，在此基礎上，要努力使自己有大眼界、大氣魄、大才具和大德行，以此構成文人本質上的高貴。

對于人來說，所謂高貴，便是要對自己的社會角色有理性的認知，且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使之光彩照人。文人的高貴，則在于其扮演自己的角色時，始終不被外力所動，特立獨行、超然物外。外在的悲涼與喜悅，似乎不能傷害他們高貴的心靈，相反，那些悲喜的石頭經過他們靈魂湖水的浸泡，已脫化成一種平靜坦然面對人生的光彩意象。平靜坦然，是文人獨有的內心張力，其外在表現，是思想的光輝、智性的溫暖和利人的情懷。

一個作家的“特立獨行”，更多的是訴諸于“世俗話語”——市井之上。不是正在嘲笑理想與崇高，極力消解精神存在的價值么？那么作家就要以對人文精神終極關懷的姿態，高揚理想和崇高的大旗，給人的靈魂以有力的反撥，讓人們有同情心、功德心、羞恥心，有高尚情懷。凡常人群，不正寄情于現實的享樂么？作家便要為其打開一些遠望的視角，給麻木的人心敲幾下重錘，讓人們關注生命的本質意義，并以宇宙意識、地球意識審視人類生活的歷史、現在與未來……作家要把自己造就成一個人格卓越、眼界高遠、氣質高華，具有悲天憫人氣質的人。也就是，生命的每一根血脈之中，都有追求的細胞，這種追求遠離名、利、權、欲，完全超越于個人之上，是民族復興，甚至整個人類命運在他生命中的回響與激蕩。這里有魯迅為證。

所以，真正的作家，不是“文學的攫取者”，通過文字向現世索取世俗利益，而是把文學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自身的堅守與耐苦，為人類保留和延續一點文明的火種。因此，在紅塵滾滾的利益追逐中，他們能夠癡迷于一本要在夜深人靜、心情入定之時才能讀下去的書——《瓦爾登湖》，且都篤信書中的一句話：人類靈魂所必需，是不須花錢買的。他們被一句“人類要詩意地棲居”感動得心神飄逸，篤信“簡單、獨立、大度、信任、樂觀、奉獻”的生活原則，是一群樂觀、堅定和自適的人，在“寫作的漂泊”中獲得心靈的自由，以超越的境界評斷身邊的人與事。

他們活在文字中！但這并不是自我幽閉——現代的文化理念，使他們把“自重”放到“入世”這個著眼點上。自重，并不是“藏之名山，束之高閣”，冷眼面世，陰郁孤傲；而是以不懈的努力，增加自己對現實的關懷能力，從而更有力地肩負起思想啟蒙、人生啟蒙和服務人民的文化使命。

所以，他們潛心學問，提高學養，底蘊深厚；他們以濃郁的“文化鄉愁”，“浸淫”于“精致的文化傳統”，守正創新……深厚的學養、秉正的眼光，使他們面對社會人生的現實問題表現出高度的智慧和通透，能夠以理性的態度給出向上的答案。因而對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提高人們的生存智慧有切實的引領和幫助。

退而思之，人世，也是作家的自救之途。退避書齋，與世隔絕，便是自己墮入極端的“邊緣”之境，便會感到人生的悲涼、枯寂與無用。如此的人生境地，又能引得幾個造訪者呢？而直面人生、立足現實，書籍智慧與現實問題相廝磨，就會轉化成對人生事態的理性感悟，使作家能夠做出源源不斷的智性表達，進而對世道人心有用——人們能從作家的話語關懷中得到精神的愉悅和提升，便樂意接受作家的話語“影響”。這種“影響”，提高了社會的“善性含量”，增高了凡常人生的人性溫暖。于是，作家的“書齋人生”就變成了“智慧人生”“社會人生”，便越來越自信地走上街頭，做到“人間送小溫”（汪曾祺語）。堪可謂，己心嫵媚，則世間嫵媚；己心溫暖，則世間溫暖。作家在與社會、人群互動的過程中，也迎來了自己人生與寫作的良性循環和制勝之境。

那么，好日子就真正到來了。便不再躊躇與徘徊，不再憂郁與抱怨，不再焦慮與浮躁……干脆把自己作為刀剪與針線，剪裁世情入夢，編織人心入詩。

在我的老家，婦人的日課是納鞋底，納了一雙又一雙，且一雙比一雙針腳細密，一雙比一雙式樣精美。山里婦人的生活是被鄉土環境所規定了的，不納鞋底又如何？于是納鞋底，納來不精又如何？便納得精。相比之下，作家的日課是紙上的縫補，燈光是線，紙是布頭，筆則為針。寫了一篇又一篇，且一篇比一篇心血凝稠，一篇比一篇質地精良，文人與文章是宿命關系，不事寫作又如何？于是就寫；寫來不精又如何？便寫得精。于是，時間深處，自身便成了情感，自身就是精神。孤獨著，也幸福著；面對造訪者，紅潤的臉龐之上是拈花般的微笑。文人與婦人一樣，把時光坐出了根須，生命力便異常強韌起來。于是，便像密茨凱維支在談到拜倫時所驚嘆的那樣：

文人可不得了，他向我們表明，人，不僅能寫，而且還能像自己寫的那樣生活!

到了這般天地，便已經分辨不出，文學與人生，人生與文學，到底是誰決定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