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浪的《再造傳統：戰時美學的文化想象（1931-1945）》（以下簡稱《再造傳統》）出版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前夕，將“戰爭狀態”下中國美學的豐富圖景再次帶入讀者的視野。近年來，抗戰時期文學書寫和作家精神歷程備受學界關注，涌現一大批富有新意的成果，該時期的美學研究相較之下卻頗為寂然。究其原因，人們一面習于在“啟蒙”視野中理解美學這一“舶來品”，一面又普遍將“中國美學”視為更為晚近的產物?！对僭靷鹘y》以朱光潛、宗白華、李長之三個生動的個案有力證明，“救亡”時代的美學話語不僅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現實使命，更奏響了綿延至今的諸種討論的“前奏”。在此意義上，《再造傳統》并未止步于戰時美學的歷史描述，而是通過重審特殊時期的“美學中國化”和“中國美學化”，為理解中國美學的知識生成打開了全新的空間。

作為文化抗戰的中國美學

1937年，朱光潛在四川大學演講時強調：“在戰爭中兩國互相抗衡的不僅是槍炮，尤其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此言恰可代表三位知識背景各不相同的美學家在抗戰時期“再造傳統”的共同動力。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年代，美學怎樣與“民族精神”相聯結？“民族文化”復興的道途中，美學處于何種位置？這是時代賦予所有美學家的共同課題，也是此書強調“戰時”視角的焦點所在。

通過三位學人戰時遷徙和社會參與的全景回顧，《再造傳統》將書齋內外的美學論著和文化實踐勾連起來，引領讀者回到文化抗戰的緊迫氛圍中，一同領略美學話語演變背后熾熱的現實關懷。此書討論的對象中，既有以朱光潛《詩論》為代表的學術經典，亦有如《談修養》等美學家撰著的面向社會的通俗讀物，還包括李長之文集《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的“宣言”體文章。無論是透視美學專著版本變遷中的幽微心路，抑或是洞察時論文章中潛藏的美學思維，都成為此書重探戰時美學文化想象不可或缺的環節。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特別關注美學話語的“內部運動”：戰時的需求帶來了美學話語朝向傳統的整體性“轉折”，但這絕非偶然的突變，而是依賴美學家對不同資源的吸收、融匯與轉化，其中存在待仔細辨認的歷史邏輯。正如本書緒論提到，晚清以來王國維、梁啟超、梁漱溟都曾試圖“將美學視野運用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闡釋”，只不過這一面向在以“社會改造”為主潮的時代并未充分開展。直到戰時，現實的重任才讓中國美學的文化建構取得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當文化抗戰以勝利作結，美學家們的足跡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持久影響。關于美學“中國性”的討論已被激活，“再造傳統”的努力在幾代美學家中延續，彰顯著中國學人追尋文化主體性的信心與風采。

重煥生機的傳統

《再造傳統》中三位美學家的學術道路皆在以“反傳統”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之后展開，卻在戰時以“再造傳統”為己任。若不能充分意識到“再造”與“恢復”之差別，便注定無法深入他們的精神世界。該書緒論援引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理論指出，傳統“始終處于未完成的開放狀態”，傳統之所以能夠乃至必將被“再造”，正以“未完成性”為根基。戰時美學充分發現且利用傳統的“未完成性”，在傳統與當下之間建構起緊密的聯系，才讓傳統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潛能，同時煥發出嶄新的生命力。

為了甄別戰時美學“再造傳統”的多元路徑，該書對一系列首次被運用于中國文化的新概念、新范疇進行了“知識考古”。如在第三章中，作者發現“寫實”“浪漫”“古典”三個范疇共同構筑了李長之重釋傳統的思想體系。它們并非來自傳統本身，而是源于其“文藝復興”構想的西方“模版”，其中18和19世紀之交德國思想家的啟發尤為關鍵。李長之把孔子和屈原分別奉為“古典精神”和“浪漫精神”的代表，并質疑“五四”運動時期知識界缺乏對“孔子的真精神”的認識。饒富意味的是，李長之批判今文經學“迷信”、古文經學“支離”、宋儒“空談義理”，這與“新文化”主流的思路并無二致。而他所看重的“深厚”“熱烈”的“真精神”，實質上就是理想主義、非功利的“古典精神”。這種被建構的“古典”充滿了“現代”基因。

除新概念、新范疇外，諸多“古已有之”的概念之“新生”也在該書中得到細致辨析。由于這些概念的“現代版本”已經被學界廣泛接納，人們往往對其含義的古今之別習焉不察。追問“新生”所依賴的方法論基礎，是該書為理解“美學”與“中國”之磨合所作的又一貢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第二章對宗白華戰時美學中“意境”概念的探討。作者指出，宗白華之所以“打撈”出這一概念，乃是為了勾勒中國藝術與西方藝術的差異，并從中提煉出具有超越意義的藝術原理。經過重構的“意境”概念具備更強的開放性、包容性，成為宗白華構筑“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的重要基石。

美學概念體系的創造性重構必將引向傳統的整體性重估。從宏觀層面揭示諸種“再造”路徑的價值和限度，是本書“知識考古”之指向所在。例如，作者從朱光潛戰時紛繁的論述中抽繹出“以情釋儒”這條核心線索，并將其放入近代中國“儒家審美主義”的思想脈絡中確證其“前所未有的高度”，便點出了其“再造”思路的開拓性意義。戰時美學家對“何謂傳統”“傳統的長處何在”進行了富有理論勇氣的創造性回答，為今日繼承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留下了值得總結和借鑒的經驗。

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

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的“古今”問題始終與“中西”問題密不可分?？箲饡r期的文化重建，同時也伴隨著知識人對世界的重新認識。該書以普遍性與特殊性這對概念探察戰時美學的思想構造，凸顯出戰時美學的文化政治意涵。戰時美學家之所以不滿于單向度的模仿和轉述、對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齟齬分外敏感，又對中西藝術、哲學的比較用力甚深，皆與嵌入美學“地基”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辨緊密相連。

縱觀全書，普遍性與特殊性并非美學家被各自貼上的標簽，作者力圖呈現的是二者的轉化、對抗關系及“交錯狀態”。中國現代美學的關注點從美的普遍性逐漸轉移到特殊性，包含著抵抗西方霸權的努力；而新的文化想象成形的時刻，便是特殊性向普遍性邁進的起點。如該書緒論所言，中國知識人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綜合，也是德國等后發現代國家曾走過的道路。作者強調，在美學學科逐漸“中國化”的同時，中國也在戰時走向了“美學化”——美學話語催生了對中國文化特質的新認知，“美學中國”的知識形態隨之浮出地表。三位美學家的“傳統再造”，既折射出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又深化了“中國美學”和“美學中國”的相互聯結。

抗戰即將結束之際，宗白華曾言：“我們并不希求拿我們的精神征服世界，我們盼望世界上各型的文化人生能各盡其美，而止于其至善，這恐怕也是真正的中國精神?！边@清晰展示出“傳統再造”所包含的未來向度：美學家并非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展開想象，而是通過重新認識本國文化來思索中國可能為全人類所作之貢獻?！皞鹘y再造”表面上以中國為對象，實則蘊含對人類文明前行方向的反思。作者重讀宗白華的“中國精神”論述發現，美學家普遍意識到中國和西方各自“往哪里去”是無法分割的問題，偏于“藝術”與“科學”一端都不足以解除西方文明給世界帶來的消極影響。宗白華高遠的文化理想并非孤例，顯示著中國知識人從被動“融入”/“適應”到追求“改造”/“引領”世界潮流的蛻變。

受益于“再造傳統”的戰時遺產，今日“美學中國”正如三位美學家所期許的那樣，在民族復興的道途中綻放光彩；“中國美學”知識體系的構筑亦成果豐碩、日趨完善。該書的歷史回顧不僅還原了影響深遠卻未被充分觀照的思想歷程，更為思考當下學者的處境與使命提供了鮮活的參照和啟示的源泉。

（作者系重慶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