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并不一定都要拋在身后，它遲緩的腳步，反倒如緩緩的流水，明凈，安詳。舊書，褪去最初炫目的色彩之后，人生冷暖，喜怒哀樂，袒露了它的本真，在那些昔日故事中，我又受到新的教育。人們時常精明于生活瑣事，人生大事卻往往糊里糊涂，“不能免俗”。舊書里的婚禮，吹吹打打的樂聲淡遠，清茶的回甘上來了……

“何必結婚呢？”

多年前，讀《戰爭與和平》，文字平白如話，可是沒有充足的生活經驗打底兒，很多情節還是讀不透。比方說，皮埃爾正被美人愛侖誘惑得不能自持，又被愛侖的爹忽悠得迷迷糊糊，正在為要不要娶愛侖略有心動又舉棋不定時，他的好友安德來公爵給他上了這么一課：

“決不要，決不要結婚，我的好朋友；這是我給你的勸告：除非到了你認為你已經盡了你所能的時候，除非到了你不再愛你所選擇的女子的時候，除非到了你把她看清楚了的時候，你決不要結婚；不然你就要犯那嚴重的不可糾正的錯誤。老了，到了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時候，你便結婚。……不然，就要失掉你的一切美好的高貴的東西。一切都要浪費在瑣事上了。是的！是的！是的！不要那樣驚訝地望著我。假使你結了婚，還要你的前途有希望的話，那末，你就會處處覺得，對于你一切都完了，一切都關閉了，除非是在客廳里，在那里，你和宮廷仆役以及白癡是一個樣的。……何必結婚呢！……”（《戰爭與和平》高植譯本第1冊第4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9月新1版）

雖然“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這一類俗套話，我已經聽了很久，但是還是不太明白安德來公爵何出此言。莫非錢鍾書《圍城》里引用的英國古話“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感染了他？這話的法國版是：“說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未經世事的我自然悟不透圍城內外的風景，只是覺得安德來明明娶了個好妻子，還要抱怨什么呢。不是連他自己也承認，他的妻子“是賢良的婦女。她是一個那樣少有的婦女，男人娶了她，對于自己的名譽，可以放心；……”夫復何求？他居然還“但是”：“我的上帝啊，只要我現在是未結婚的人，什么東西我都肯犧牲。”我讀后憤憤不平，覺得安德來整天“耷拉著死臉”對待他的妻子，令人討厭之極。那個時候，我絲毫意識不到，安德來也許不是指責他嬌小的妻子，而是在提醒皮埃爾婚姻之可怕呢？

婚姻是否可怕，這個問題得去問卡夫卡，他短短的一生中曾三次解除婚約。其中與菲利斯·鮑爾，曾兩次訂婚又兩次解約，然而，與這個逃婚的對象，在五年間他們有五百封暢訴心曲的通信，這可能已經不是愛與不愛的問題，而是婚姻帶給卡夫卡的安全感太低了。

“我是與人們的卑鄙和奴性為敵……”

在傳統中國人的眼里，結婚是人生大喜之事。什么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一輩子得意莫過于此。蕓蕓眾生，一輩子能在聚光燈下做主角的機會少得可憐。天地不仁，不少人辛苦勞碌的一生只有自己幾聲嘆息卻沒有一個聽眾；天地有情，沒忘給普通人一絲陽光，哪怕屈指可數，也可讓大家風風光光，結婚是其中的一件。

婚姻又不僅僅是男女兩位主角的事情，而是兩個家庭、家族乃至“普天同慶”的喜事，結婚的是兩個人，背后忙活的不知有多少人。尤其是“婚禮”，這個“禮”字能把新人、舊人、老人、兩個家族折騰得人仰馬翻，經常聽到有人抱怨“結個婚扒層皮”。“禮”不僅僅是繁文縟節，還是貨真價實的聘禮、“彩禮”，這不知道讓多少英雄淚滿襟，不知道難倒多少操勞一輩子的父母。

偏偏有人不講這個“禮”，有一本配圖的輕松小冊子《喬伊斯》（戴維·諾里斯文，卡爾·弗特林圖，李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4月版），里面講到喬伊斯與諾拉兩個人的“私奔”，這又勾起我重讀艾爾曼的大部頭《喬伊斯傳》的念頭。什么叫“私奔”？兩個人都沒有征得父母的同意，沒有婚約，自然也沒有婚禮，就雙雙逃離都柏林跑到巴黎、的里雅斯特生活在一起了。喬伊斯認為婚禮形式是虛偽的，當然也沒有錢辦婚禮，也可以說喬伊斯對于家庭、教會有自己的看法，私奔可以讓他不違拗內心意志。他們在一起生活了27年后，因涉及財產繼承的事情，才結束“非法同居”，在倫敦的婚姻登記所補辦法律手續，仍然堅定地避開了傳統的教堂婚禮。早在1904年8月29日，喬伊斯給諾拉的信中，就毫不隱諱地表明：

“我的思想不接受現行的社會秩序與基督教——家庭、公認的美德、階級以及宗教教義。我怎么會有喜歡家庭的念頭呢？我的家只不過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敗在揮霍浪費上，我也繼承了這一習慣。我認為，我的母親是被慢慢害死的，被父親的虐待、被常年的困苦、被我的玩世不恭和直言無隱。當她躺在棺材里，我看著她的臉時——被癌癥耗得蒼白而瘦削的臉——我明白了，我看到的是一張受害者的臉，我詛咒使她成為受害者的制度。”（轉引自理查德·艾爾曼《喬伊斯傳》第189頁，金隄等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2月版）

在同一封信里，喬伊斯對自己的愛人堅定地說：“我是與人們的卑鄙和奴性為敵……”對他身處的社會和城市，他當年就有這樣的認識和志愿：“我要暴露血液麻痹，即癱瘓的靈魂，也就是許多人稱之為一個城市的靈魂。”（轉引自理查德·艾爾曼《喬伊斯傳》第181頁）喬伊斯與社會的這種緊張的態度，讓我不由得想到中國新文學的先驅們，陳獨秀、胡適、魯迅、巴金……他們都不肯麻痹在古老的發霉的空氣里，立志為一個民族引來新鮮的空氣。家、家族制度在他們的認知里不盡是甜蜜的、幸福的，而是吃人的禮教、戕害年輕人的囚籠。這種激烈的態度倘若不深入歷史的語境，那是不會理解的。大多數人寧愿做一百年前魯迅筆下的青蟲，被麻痹后還吃苦耐勞地替細腰蜂養壯了孩子：“她（細腰蜂）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春末閑談》，《魯迅選集》第2卷第7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2月版）“麻痹為不死不活的狀態”，極容易讓人無法直視，魯迅和喬伊斯都不是枝頭喜鵲，只唱歡快的歌，偏偏要讓人看清真相。

讀舊書本來是為了消閑、怡情，一不留神又沉重了，此非我愿，打住，打住。還是八卦惹人愛：話說私奔的喬伊斯和諾拉，這對沒有婚禮也沒有被祝福的鴛鴦，大概沒有人看好他們，兩個人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喬伊斯知識淵博才華橫溢，諾拉酒店清潔工出身，文化不高，據說她替那位天才的丈夫抄一篇稿子，根本沒有意識到那可能是未來文學史的一個章節，竟然愣頭愣腦對丈夫說：你真的要把家里的白紙糟蹋光嗎？

這太不符合人們對郎才女貌、琴瑟和鳴的美好夫妻的想象。然而，盡管時常窮得揭不開鍋，半輩子顛沛流離，這對夫妻卻從未失去對彼此的忠貞，他們就那么過下來了。這個做丈夫的口中、筆下大概沒有幾個好人，不知多少時賢名流都被他諷刺得體無完膚，而唯對這個外人看來可能笨頭笨腦的妻子呵護有加。

在偉大的《尤利西斯》中，他將小說情節發生的日子定為1904年6月16日，后來這一天又成為全世界喬迷們每年都要紀念的“布魯姆日”。而這一天，正是喬伊斯和諾拉在海邊第一次正式約會的日子，他沒有用一場婚禮，而是用一部偉大的作品，將兩個人的私人記憶變成了全人類的精神財富，這又是何等沉重的一份情感啊。

不知有多少本喬伊斯的傳記都在解釋他何以娶了她，（仿佛最合適的應該是弗吉尼亞·伍爾夫這類人）這都是說辭和徒勞，正像那句人們常說的話，婚姻合適與否，好比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腳趾頭最清楚。在某種程度上，連當事人也說不清楚。此時，婚姻不是攻略，不是心理輔導師的生意，而是實實在在的日子：漫長，瑣碎，卻不一定像想象的那么可怕。

“我們要把這件事情早點辦了……”

托翁曾有言：“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個個不同。”似乎也可以說：幸福的婚禮家家相似，繽紛的愛情個個不同。印象里，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有一半是為歌詠愛情而存在的，正兒八經正面強攻的婚禮并不太多。它太程序化了，中國傳統的，從大花轎到張燈結彩、大擺宴席，從拜天地到洞房花燭，從交杯酒到揭蓋頭。西式樣的，盛裝到教堂去，兩個人莊嚴地交換戒指，還有那神圣的答問：請問你愿意娶新娘為妻，無論貧窮或富有，無論健康或疾病，都愛她、珍惜她，與她共度一生嗎？……套路不過如此。

這些大概是影視劇里最喜歡的了，吹吹打打，好不熱鬧。然而，文似看山不喜平，好的作家最不喜歡的就是落在窠臼里，我甚至覺得他們都在刻意回避婚禮的直接描寫。像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算是感天動地吧，可是你記得莎士比亞是怎么寫他們的婚禮嗎？毫無印象之后我去查劇本，查了半天只在第二幕第三場找到羅密歐對勞倫斯神父說的一句話：“可是無論如何，請你一定答應就在今天替我們成婚。”（《莎士比亞全集》第8卷第43頁，朱生豪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4月版）接下來是兩個人到修道院，郎情妾意地說了一通甜言蜜語，神父則說：“來，跟我來，我們要把這件事情早點辦了……”（同前，第56頁）到后面一幕朱麗葉已經稱呼羅密歐為“我的更親愛的夫君”了。沒有電視劇上那樣的場面，神父煞有介事地問：羅密歐，請問你愿意娶朱麗葉為妻，無論貧窮或富有……他是莎士比亞啊，他的品級怎么會與狗血劇的爛編劇相提并論。

《戰爭與和平》中精心地描寫皮埃爾兩次戀愛卻又那么輕易地劃過了這兩場婚禮。寫皮埃爾與愛侖，從身上的香氣到要不要娶她的猶疑心理，到被套路應婚，作者寫得都很細，關于結婚卻只有這么一句話：“一個半月之后，他結婚了，并且如人們所說的，成了美麗妻子與數百萬家業的幸福的擁有者，住在彼得堡的新裝修的別素號夫伯爵家的大房子里。”（《戰爭與和平》高植譯本第1冊第303頁）皮埃爾與娜塔莎的情感，經歷了戰火、劫難和各自的成長，在小說中是漫長的情感旅程，結婚卻是最平靜的敘述，仿佛是電影劇終前輕描淡寫的字幕：“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嫁給別素號夫，這個婚事是老羅斯托夫家中最后一件喜事。同年，伊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死了；事情總是這樣的，他死后老家庭也就分崩離析了。”（《戰爭與和平》第4冊第1608頁）這么省筆墨，以致讓我不記得作者寫過這兩場婚禮。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翁倒是花了四五節的筆墨認真地寫了列文和吉娣的婚禮，但是更多筆墨花在婚禮前敘述，直接關于婚禮的，也沒有給我留下具體印象。

要說難忘的婚禮描寫，莫過于《紅樓夢》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這算是續稿里的精彩之筆，然而，它卻不是通常人們心中婚禮的樣子，我們盼望的婚禮，總是喜氣洋洋，歡樂吉祥，早生貴子。怎么會是哭哭啼啼、悲悲切切呢？

“我們談著，談著，感到寧靜的幸福”

我個人可能更喜歡這樣的結婚：

“我們結婚那天的晚上，在鎮上小飯館里要了一份清燉雞和兩樣小菜，我們兩個在暗淡的燈光下從容地夾菜、碰杯，吃完晚飯，散著步回到賓館。賓館里，我們在一盞清油燈的微光下談著過去的事情和未來的日子。我們當時的打算是這樣：蕭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繼續寫作，并安排我們婚后的生活。我們談著，談著，感到寧靜的幸福。四周沒有一聲人語，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聲，聲音大而且單調。那個時候我對生活并沒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覺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們消耗。我準備寫幾部長篇或者中篇小說。

我們在花溪住了兩三天，又在貴陽住了兩三天。然后我拿著我舅父的介紹信買到郵車的票子。我送蕭珊上了郵車，看著車子開出車場，上了公路，一個人慢慢走回旅館。”（《關于〈第四病室〉》，《巴金全集》第20卷第588-58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

這是1944年5月8日在貴陽郊外的花溪小憩巴金與蕭珊的“婚禮”。“我們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不曾辦過一桌酒席，只是在離開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發一份‘旅行結婚’的通知。在貴陽我們寂寞，但很安靜，沒有人來打擾我們。”讓結婚回歸成兩個人的事兒，多好。我不喜歡各種儀式，更喜歡這份清凈、寂寞的生活，這能讓我“感到寧靜的幸福”。

“那七大姑八大姨還不笑話死。”這是我媽說的。（我不明白我自己的生活怎么礙著他們）而我爸呢，更關心結婚錄像怎么錄，“還有進門先邁左腳還是右腳。”——我老婆補充。

到底該邁哪一只呢？多年后，我問。

我老婆大義凜然地回答：誰還記得這等事兒。

——看來，長輩們的千叮嚀萬囑咐終究是徒勞，年輕人有自己的生活和選擇，我們何必瞎操心呢？桃花流水窅然去。哈哈，桃花流水也笑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