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慶國的長篇非虛構新作《綠色的火焰》以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冒著敵人炮火遷徙、教育機構為保存實力南下東進、文藝創作汲取營養實現突圍、文化遺產得到搶救等多維敘事，打撈在戰火中瀕臨湮滅的文化記憶，以史詩般的壯闊、考古學般的精密，揭示了文化延續文明傳承的韌性。

《綠色的火焰》采用多維度、多人物、多事件交織的敘事結構，將不同領域、不同身份的文化守護者的過往串聯起來，構建了一幅幅豐富立體的抗戰文化圖景。作品以“思想”“聲音”“杏壇”“光亮”“歌唱”“舞臺”“秘密”七個部分為框架，每個部分聚焦不同的文化領域與人物群體，依次敘述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南下堅持古建筑考察研究，錢穆在云南宜良巖泉寺隱居撰寫《國史大綱》，穆旦、艾青與王禮錫等詩人在戰火中用詩歌傳遞抗敵激情，梅貽琦和竺可楨帶領西南聯大與浙江大學在顛沛流離中堅持辦學、培養人才，光未然、冼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延安迎來文藝勃興，張元濟重建商務印書館，王蕓生堅持發揮《大公報》陣地作用，熊佛西、歐陽予倩呵護話劇藝術，厲家班薪傳戲曲火種，故宮文物逶迤南遷等歷史故事……這些看似獨立的敘事線索，與“文化堅守”這一核心主題緊密相連，勾勒出抗戰時期中國文化界“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整體風貌。

作品采用“群像式”敘事方式，既刻畫了梁思成、林徽因、梅貽琦、竺可楨、歐陽予倩等廣為人知的文化名人，也關注到王禮錫、厲彥芝等較少被書寫的文化守護者。作者沒有將人物符號化、英雄化，而是深入挖掘了他們作為普通人的脆弱與堅韌。作品中有很多動人的細節描述，如描寫梁思成在李莊時頸骨無力，用花瓶支著下巴，夜以繼日地繪圖；錢穆在巖泉寺一邊吃齋一邊撰寫《國史大綱》；梅貽琦校長自付住宅房租；西南聯大教授兼職謀生補貼家用；竺可楨在遷校途中強忍痛失妻兒的悲傷……一個個鮮活生動的細節讓歷史人物的行為變為“可感的生命體驗”，展現文化群體的共同擔當，凸顯個體在抗戰洪流中的獨特光彩。

作品對抗戰時期的昆明、桂林、武漢、成都、重慶、延安等地作為“熔爐”的多樣性進行了細致描述。南北學者、藝術家在不同地方的思想深度碰撞，傳統文人與留洋學子的心靈對話，發生在他們走向民間、了解國情、傳承文化的特殊時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帶領營造學社指導修復古建筑，錢穆撰寫史學著作，費孝通開展田野調查，光未然、冼星海創作大合唱，厲家班迎來戲曲復興，以及故宮文物藏品遷移保護……這些歷史故事都在告訴我們，抗戰時期在廣袤、偏遠、粗獷的鄉野里，中華文化依然煥發著新的生機。“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宜賓李莊這個當初只有3000人的鎮子，最高峰時曾容納12000多名外來文化人；安谷的鄉紳讓出宗祠廟宇支持文物安放，村民“用土法保存古籍”。民間社會與知識分子的共生共榮、文化共鳴，形成了文化傳承的良性循環與雙向流動，說明文化的存續從來不是精英的獨舞，而是廟堂與鄉野合力共同選擇的結果，在戰火洗禮中，文化因子被篩選保留，獲得了可喜的變異與重生。這部作品保存了大量珍貴史料，還提供了新的認知，揭示了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物質載體的堅固，而在于核心價值的感召力。文明在絕境中自我更新，文化在苦難中傳承發展，或許是歷史給予我們最寶貴的饋贈。

作者為創作這部作品，到北京、天津、上海、重慶以及江蘇、江西、四川、貴州、廣西等15個省市25個地方廣泛調研，將實地尋訪的見聞與歷史場景交叉呈現在文本中。對梁思成遷徙路線、西南聯大舊址、故宮文物南遷遺址的“田野調查”，將歷史回憶與現實觀察交織起來。如在描寫李莊時，作者寫道“2024年10月17日我從四川樂山坐高鐵去宜賓，尋訪梁思成的身影”，隨后自然過渡到梁思成當年在李莊的生活場景；在講述故宮文物南遷時，作者親赴南京浦口火車站、上海仁濟醫院舊址等地，用現實場景的寂靜反襯歷史事件的驚心動魄。這種“現實探訪+歷史回溯”的敘事方式，打破線性結構局限，通過微觀考古與時空折疊，讓抗戰時空與當代時空形成對話，不同身份的聲音編織成合唱，將散落的歷史碎片連綴為立體畫卷，增強了真實性與實證性，讓讀者在時空交錯中更深刻地感受歷史的厚重與文化的傳承。面對舊址、故地被廢棄，或被辟為游客拍照打卡之地，靜謐與喧囂碰撞，作者也發出感嘆，追問“精神遺產如何真正被繼承”，引發我們對“文化傳承是否變質”的思考。

作者擅長捕捉最能體現人物處境與性格的細微之處，以細膩的細節描寫，生動呈現抗戰時期文化人的生活場景、精神狀態與文化事件，讓冰冷的歷史變得可感、可觸、可共情。如記錄錢穆在宜良巖泉寺寫作時，“每晚入睡前要看《清史稿》數卷”“周日下午或周一上午，攜《陶淵明詩》去巖泉寺東面八里處的溫泉洗浴喝茶”。刻畫冼星海在延安窯洞創作《黃河大合唱》時，“手肘支在桌上，白天聽著窗外北風呼號，想起船夫號子的吼叫，借窗外的光線埋頭寫作，夜晚注視著桌上搖晃的油燈燈芯，靈感陣陣涌現”，以油燈、北風、船夫號子等細節，營造出艱苦卻充滿激情的創作氛圍。描寫故宮文物南遷時，十分專業而細致地記錄了仔細包裝文物的復雜過程，展現了文物工作者的嚴謹與用心，讓讀者感受到文物南遷工程的艱巨與偉大。講述西南聯大師生步行遷移時，通過勾勒師生路途的艱辛，凸顯了他們在苦難中的樂觀與堅韌。

《綠色的火焰》還通過豐富的文化隱喻，將文化人的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文化傳承與民族精神緊密聯結，賦予作品深刻的精神內涵與思想深度。書名出自詩人穆旦《春》一詩中的名句：“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他渴求著擁抱你，花朵。”“綠色的火焰”作為作品的核心隱喻，貫穿全書始終，既是自然景象的描寫，也是文化生命力的象征——在戰火紛飛的“草上”，文化如同“綠色的火焰”般頑強燃燒，“渴求著擁抱”民族的希望“花朵”，既象征戰火中頑強生長的文化生命力，也隱喻知識分子“向死而生”的精神。梁思成、林徽因對古建筑的保護與研究，本質上是對民族文化“骨骼”的守護；穆旦、艾青、王禮錫創作的詩歌，象征著民族精神的“聲音”，喚醒沉睡的國人；歐陽予倩、厲彥芝推動的不僅是戲劇藝術，更是搭建起在戰火中為民眾提供精神力量的文化“舞臺”。而張元濟、王蕓生捍衛的書籍與報刊則象征文明的記憶，對其的保護對應著“歷史記憶如何對抗遺忘”。故宮的文物，象征著民族的“靈魂”，它們的安全遷移，意味著民族精神的延續。這些文化載體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民族精神、文化傳承的象征。這些象征讓思想從“抽象概念”變為“可感的生命體驗”，“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不再是空洞口號，“文化保護”不再局限于“保存物質遺產”，而拓展為“守護文明的精神基因”，“文化堅守”的思想不是浪漫化的想象，而是充滿抗爭的復雜過程。作品讓我們看到，文化是民族的根與魂，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只要有人為文化堅守，民族的希望就會如“綠色的火焰”般，匯聚成照亮未來的火炬，在歷史的長河中永不熄滅。

（作者系中國作協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