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日照丁家樓子村，雖為尋常山村，卻因兩段文化傳奇而熠熠生輝。北宋文豪蘇軾任密州知州時，屢訪九仙山并題刻“白鶴樓”，留下詩文與治理佳話；明代丁惟寧辭官歸隱于此，其子丁耀斗建石祠追思，家族更與《金瓶梅》作者之謎緊密相連。一村雙星，跨越時空，交織成齊魯大地上一段深邃而瑰麗的人文記憶。

密州遺韻

從五蓮山的光明寺下來，我們來到九仙山下。

這兩座山原來統(tǒng)稱九仙山，五蓮山只是九仙山的一座山峰，現(xiàn)在分稱兩山了。

五蓮山有一條通向日照市區(qū)的公路叫蓮海大道，大道西側(cè)是丁家樓子村，村東口有一座廣場，稱蘇軾文化廣場，上面泊著十幾臺小客車，廣場北面有一排平房，屋檐上鑲嵌“白鶴樓書院”五個大字。書院的墻壁是白色，屋頂是深藍(lán)色，背后是一座淺粉色的山體，襯托得雅致而恬靜。白鶴樓書院是一座文化展室，由兩個單元組成。第一單元是蘇軾和日照，第二單元是丁惟寧與《金瓶梅》，講述了丁家樓村的兩段文化傳奇。

熙寧七年（1074）十二月，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滿，奉召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書祀部員外郎、直史館、騎都尉的身份，至山東密州，權(quán)知密州軍州事。

北宋時期，實(shí)行官、職與差遣的分離制度。“官”，即本官，也稱階官，用來確定品級和俸祿；職，又稱館職或貼職，泛指三館一閣，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與秘閣，所謂的館職，以及大學(xué)士、學(xué)士等，將這些榮譽(yù)頭銜授予高級文官，以彰顯這些官員的清望和地位，宋朝重文抑武，因此武官不被授予，低級文官也不被授予；騎都尉，亦為虛職，用以賞賜功臣或者外戚；“差遣”，即實(shí)職，一般冠以“判、權(quán)、知、直、監(jiān)、提舉、提點(diǎn)”等動詞，表示這名官員真正負(fù)責(zé)的工作。綜括起來，蘇軾的太常博士、朝奉郎、尚書祀部員外郎、直史館和騎都尉等均是虛職，而其中尚書祀部員外郎的級別是正六品，品級最高，他便是以這個級別來到密州。

密州當(dāng)時屬京東東路，治所在諸城，管轄諸城、安丘、莒縣、高密縣、膠西縣，涉及今天日照市的嵐山區(qū)和五蓮縣等地。密州是舜帝故里，是京東東路的第一大州。相對在杭州做通判（長官副手），此時的蘇軾在密州，升任行政與軍事（廂軍）的最高長官，成為主政一方的大員，故而充滿了豪邁之情，用蘇軾的表述是：“致君堯舜，此事何難！”

然而，此時的密州正值蝗災(zāi)與旱災(zāi)，蘇軾觸目所見的是：“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他在《上韓丞相論災(zāi)傷手實(shí)書》中指出：“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殺之?dāng)?shù)，聞于官者幾三萬斛。”請求朝廷“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豁免密州秋糧賦稅以減輕百姓負(fù)擔(dān)。在蘇軾的治理下，密州的災(zāi)情逐漸消退，呈現(xiàn)出政通人和景象了。

石刻春秋

熙寧九年（1076）十一月，在即將調(diào)離密州時，友人樂清令周邠寄來一幅《雁蕩山圖》和一首詩，蘇軾看后很快寫了兩首七律回贈：其一寫道：“指點(diǎn)先憑采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fēng)。二華行觀雄陜右，九仙今已壓京東。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溫臺落手中。”在第五六句之間，蘇軾有一句自注：

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雁蕩也。

這段自注，包含了許多歷史和地理信息，這里略作解釋。“將赴河中”，十二月上旬，蘇軾將離開密州，調(diào)任河中知府，河中在今山西永濟(jì)市蒲州一帶。知府雅稱太守，在官職上一般高于知州。“密邇太華”，山西與陜西隔黃河相望，陜西的渭南市有少華山，其下的華陰市有太華山，即常說的華山，均以雄奇險峻著稱。蘇軾是一位喜歡寄情山水的人，因此有此“密邇太華”之句。“九仙在東武”，“東武”是諸城舊稱，設(shè)于漢初，到了隋開皇十八年（598）改為諸城。“九仙”即九仙山，傳說有九位仙人在這里飲酒，因此以九仙稱之，位于五蓮縣境，而五蓮縣正在諸城的管轄范圍之內(nèi)。九仙山形成于燕山晚期的造山運(yùn)動，以花崗巖為主體，清、幽、奇、秀，深受蘇軾喜愛，因此謂其“奇秀不減雁蕩”。雁蕩山大部分在溫州，小部分在臺州，蘇軾詩中“已覺溫臺落手中”，也是將九仙山與雁蕩山相比擬的意思。在蘇軾的詩詞中九仙山多次出現(xiàn)，其《江城子》的第一句便是：“前瞻馬耳九仙山”，馬耳也是九仙山的一座山峰，其上有兩座巨石，形如馬耳。因此蘇軾在《雪后書北臺壁二首》中寫道：“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雪花如鹽紛然灑落，把林木都遮蔽了，只有馬耳山上的兩塊巨石仍然聳峙而依稀可見。

對于九仙山，蘇軾情有獨(dú)鐘，不僅于其詩詞中多次歌詠，而且還留有他書丹的“白鶴樓”刻石。這塊刻石位于九仙山東南麓丁家樓子村西的巨石之上，根據(jù)地理環(huán)境與山石形態(tài)判斷，白鶴樓的體量應(yīng)該不大，或介于二層與三層之間，修復(fù)應(yīng)該不難。晚餐時，與當(dāng)?shù)匾晃活I(lǐng)導(dǎo)交談，他說，他們最近準(zhǔn)備修復(fù)，我聽了十分興奮，建議不要體量太大，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講究建筑與自然相協(xié)調(diào)，他說是的。

蘇軾書丹的刻石，長、寬各40厘米，上款已經(jīng)剝蝕，下款卻依舊清晰，曰：“熙寧九年九月軾”，均為楷體，其時距離蘇軾離開密州只有三個月了。而在同樣一塊巨石的不同位置上又刻有“白鶴樓”三字，上款是：“宋熙寧九年蘇軾書于石東”，下款是“明萬歷四十年丁耀斗摹此”。熙寧九年是公元1076年，萬歷四十年是公元1612年，二者相差五百余年。就是說在蘇軾離開密州五百余年后有一個叫丁耀斗的人，在同樣一塊巨石上摹刻了“白鶴樓”三字。而在白鶴樓遺址附近的半山腰處，還有一塊巨石，其上刻有兩首詩，其一曰：“四圍山色碧嶙峋，樹擁平臺萬綠勻。麈尾一揮云盡散，此身已覺近星辰。”另一首：“醒來不惜醉如泥，笑把山人鐵笛吹。我說是仙君不信，涉就海上覓村歸。”詩下署名“萬歷壬子春邑人王化貞書”。 萬歷壬子即萬歷四十年，與丁耀斗同年刻石，或者是同游也未可知。王化貞，字元啟，號肖乾，萬歷四十一年（1613）進(jìn)士，曾任遼東巡撫。揣摩詩意，其時白鶴樓應(yīng)該已經(jīng)不存，故有“樹擁平臺萬綠勻”之句。“覓村歸”，哪個村呢？當(dāng)然是丁家樓子村。

那么，丁耀斗又是何許人呢？

丁氏遺風(fēng)

丁耀斗，字虹野，崇禎二年（1629）的恩貢生，誥授內(nèi)閣中書舍人，其父是丁惟寧，丁耀斗系其長子。丁惟寧，字汝安，號少浜，諸城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jìn)士，授清苑縣令。后任四川道監(jiān)察御史、湖廣鄖襄兵備副使等職，治行清廉，深得百姓愛戴。由于得罪權(quán)臣受到誣陷，丁惟寧于萬歷十五年（1587）辭官回鄉(xiāng)，在丁家樓子村修建了數(shù)間茅舍，自稱“吾廬”，取陶淵明“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詩意，從此丁惟寧的后人在這個村子繁衍起來。中國的文人，講究窮達(dá)之變，但丁惟寧仍有不甘，與同樣是辭官歸里的張肅，廣納同仁，創(chuàng)立了“東武西社”（或稱“瑯琊西社”），旨在“剪除權(quán)奸，廣開言路，興利除弊，實(shí)行改良”，而成為一股社會清流。入清以后，“東武西社”被取締了。

在丁家樓子村，丁惟寧吟詠山水，其中有一首五絕描摹這里的風(fēng)光：“荒村當(dāng)何地，五垛九仙中。夏木山衣綠，朝霞溪啖紅”。村子坐落在群山之間，故稱荒村。五垛，指五蓮峰。溪水沿著村邊流瀉而來，清澄明媚，朝霞漫天倒映，溪水變成了鮮艷的紅色，仿佛把霞光吞進(jìn)一般。此時正是夏天，林木蓊郁蒼翠如海，九仙環(huán)繞，其山其石如劍如戟，令人不得不喟嘆造物主的神奇之功。

萬歷三十六年（1608）丁耀斗“逆探公意”，拆掉“吾廬”建造石室。兩年以后，又在石室前面修建了一座石坊。丁惟寧故世以后，石室便成為祭祀他的地方，稱“丁公石祠”。石祠純?yōu)槭瘶?gòu)，在綠樹掩映之下“望之皚然”，宛“如銀闕”，從此這里成為丁家樓子村的瑰麗亮點(diǎn)。

石室距離白鶴樓書院不遠(yuǎn)。石室前面的石坊高亢俊朗，正面額曰“仰止”，后面額曰：“山高水長”，兩側(cè)楹聯(lián)：“一詠一觴暢百年之逸興，勿伐勿剪綿千載之遐思”，上聯(lián)摘用王羲之的《蘭亭序》，下聯(lián)“勿伐勿剪”，則運(yùn)用了召公之典，語出《詩經(jīng)·召南·甘棠》。石室體量不大，中間有門，兩側(cè)有窗，明堂北墻懸掛丁惟寧的畫像，上方鑲嵌一方刻石曰：“羲黃（皇）上人”，贊頌他人格純粹，有林泉之志而不汲汲于功名富貴。丁維寧泉下有知，應(yīng)該感到欣慰——他的長子丁耀斗，在對父親的認(rèn)知方面超過了丁惟寧的其他兒子，比如他的五弟丁耀亢。

丁耀亢名聲籍籍，生于萬歷二十七年（1599），卒于康熙八年（1669），字西聲，號野鶴，又號紫陽道人、木雞道人，是一位在明清之際的活躍人物。丁耀亢作品豐贍，著有《西湖扇》《化人游》《赤松游》等傳奇和十卷本的《丁野鶴詩鈔》。然而，最引人矚目還是他創(chuàng)作的六十四回《續(xù)金瓶梅》。這部小說以宋金之際為背景，被清廷認(rèn)為是借古喻今諷刺本朝，于是在康熙四年（1665）八月將丁耀亢抓捕入獄，后來經(jīng)過友人營救在十二月釋放出來，殘酷的獄中折磨導(dǎo)致丁耀亢雙目失明，《續(xù)金瓶梅》也遭到禁毀，不久丁耀亢便謝世了。

《金瓶梅》是我國第一部文人創(chuàng)作的長篇章回小說，屬于濫觴之作，不僅在我國，在世界文學(xué)之林也擁有極高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紅樓夢》。從某種意義說，沒有《金瓶梅》便沒有《紅樓夢》。《金瓶梅》問世以后續(xù)書頗多，丁耀亢的續(xù)書只是其中一部。而《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的真實(shí)身份卻始終撲朔迷離。有一種說法，便是丁耀亢的父親丁維寧和祖父丁純。有專家指出：《金瓶梅》第一百回收尾處有兩句詩贊，一句是：“三降塵寰人不識”；一句是：“倏然飛過岱東峰。”《續(xù)金瓶梅》中也插入了一個丁令威三次轉(zhuǎn)世的故事。而在丁公石祠的石刻中，一再將丁惟寧喻為丁令威：“令威翩翩一柱史（丁惟寧曾任御史，御史又稱柱史），早薄榮名謝天子”“華表不歸丁令鶴，武東空說九仙巒”等等，這里難道不存在某種隱約的遺傳密碼？

當(dāng)然，《金瓶梅》與丁惟寧的關(guān)系尚需進(jìn)一步研討論證。無論如何，丁家樓子，作為日照市一個戶剛過百的小小山村，卻與兩位光芒四射的燦爛星斗——蘇軾與丁惟寧，冥冥之中仿佛前世有約似的而熠熠交織，怎能不令人驚異、感喟、欣忭，而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