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我在茫然中開始了家鄉的鄉村漫游。那時我需要一些系列化的寫作，我選擇吾鄉作為寫作對象。語言上的便利，使我的行走極有收獲。但我多數時間還需要留在廣州陪家人，且我在廣州還有一份松散的教職。于是，我又把足跡引入廣州的大街小巷，并延伸到可以當天來回的珠三角地區。不知不覺中，我的工作模式變成了“城鄉漫游+寫作+教書”。

那些年的漫游中有很多珍貴的瞬間。有一次，一個老船工跟我講到幾十年前在韓江上“放竹排”的細節。他用諺語來描述“行船人”和“種田人”的區別。后者是“日雙夜也雙”，前者是“半夜如托夢”，把行船人的孤獨漂泊表達得又心酸又喜感。還有，“種田白一圈，行船全身烏”——這要說到嶺南四季烈日暴曬。種田白的那一圈，是因為穿了大褲衩。行船的人為何全身黑呢？說是江上常常空茫無人，衣褲又常被江水打濕，干脆都不穿了。

這可以稱為吾鄉船家詩經。它們都正在消失中。隨著最后的行船人離世，我們將沒機會得知，在江上連續漂流幾天的放排人曾以什么心情站立在水面。

有一次，我在村里認識了一個多年前從越南過來的女性。那段時間，我住在她家，非常真切地體驗到一個女性以什么樣的時間統籌能力和力量，支撐起一個家庭的運轉，而這種運轉，是在以體力為重的鄉村社會，主體還是一個“孤鳥入叢林”的外鄉女性。她講她如何3個月學會聽本地話，如何半夜到山上放鞭炮嚇退偷襲柑園的野豬，如何像男人那樣去砍樹、搬水泥。

從2020年開始，我很少回家鄉，而是把足跡更多地轉移到珠三角地區。當時我接到一項工作，參與一部和順德相關的紀錄片拍攝。后來我參與的程度很淺，但對順德的介入很深。

順德鄉村有很多河涌和池塘，有天我在杏壇鎮龍潭村的池塘邊拍照，手機掉進了池塘。池塘的主人、養魚的大哥縱身跳進水里并飛快地潛進塘底，久久沒有動靜。他好一會兒才浮上來，對驚惶的我說一聲“沒事”。隨后他又潛下，如是三次，方把我的手機摸上來，他說摸個手機比摸河蚌難多了。

路涌村也有很多河道，奇怪的是該村河道上方結了一張網，系在河兩岸的欄桿上，網上落著零星的雞蛋花。原來是村民接住這些落花，回家煲湯或煮茶。而河渠旁邊的石長凳上，偶有一些男人光著膀子躺臥，嶺南鄉間常有類似的場景。李白的“懶搖白羽扇，裸袒青林中”也差不多如此吧？不對，李白的青林中怎么可能有一張用來接落花的網呢？這難以復制的詩意，若非親自到場，我怎能遇見。

2021年，我開始在廣州開設寫作課程，后來又到廣州市老年大學開了閱讀和寫作課，學員中有很多本地人。當他們帶著我回到他們的童年現場，我認識了以前從未認識過的廣州。

我們確實總是通過人來認識一個地方的。70多歲的學員阿富帶我到東湖邊，看那棵從他童年就佇立在那里的雞蛋花樹。當年，他爬到這棵樹上坐著的時候，才七八歲；另一棵雞蛋花樹佇立在學員阿冬的童年。那是在高第街許地的一個小雜院里，阿冬在這里從7歲住到20歲。現在這個小雜院，如果把里面的結構攤開，就是一部天然的長篇小說。

海珠區前進路的深夜街頭，一個春風沉醉的夜晚，我與研究生物學的好友在路邊攤吃夜宵。路邊的黃葛榕展開了它恢宏的落葉計劃，這是獨屬于廣州的春天的奇觀，好友說，這種落葉叫“細胞程序性死亡”，也叫編程死亡。跟病理性死亡所不同的是，時序一到，新葉的基因表達就啟動，老葉的細胞凋亡也開始表達。

這個說法讓我想到，每個人的生命史，也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死亡及重生。如同蘇珊·桑塔格說的“我們與自己的關系，不是認同的關系，而是變異的、創造的、革新的”，我覺得正是這種“不認同”驅使我不斷行走。

我生命中的那個階段，因為經常在城市的邊界線徒步而成了“住在邊境的人”。我“盜用”了《美食祈禱戀愛》中的名詞。作者認為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代名詞”，而女主角的代名詞就是“住在邊境的人”。雖然小說并不是很對我胃口，但這個代名詞太打動我了。

我想成為一個住在邊境的人。也許我已經是住在邊境的人了。在我看來，“邊境”的意思是保持邊緣、保持變化。住在廣州，也如同住在“邊境”，我在這座城市所待的時間遠超過我待在故鄉的時間，而即便在故鄉，我們也都是異鄉人。我們都在這個星球上短暫地流浪，卻對經過的地方永恒地愛著。我經常記錄我待過的地方的一些東西，記下如“雪獅子向火”般快速消失的時光。這就是我的愛，以及我為這份愛所做的一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