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 葛劍雄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日，“尕日塘秦刻石”的確認可謂石破天驚。這塊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立黃河之源，補歷史之缺，也讓人重新審視秦代中國的范圍所及。

“中國”一詞，古已有之。周代初期何尊的銘文里已經有了“宅茲中國”的記載。在當時，此“中國”指的是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歷經三千年滄海桑田，“中國”一詞的內涵不斷擴展，終成今天我們腳下這片廣袤的土地。

這一變遷因何而起，又是如何發生的？葛劍雄教授在《何以中國》一書中，對此展開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討。

文明內部的雙核心

作為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教授在書中主要討論了歷史地理環境與中華文明的關系。當然，《何以中國》里也駁斥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也不能絕對說地理環境就具有決定地位。

譬如古代的徽州與山西商人很引人注目，一些觀點認為，這些地方山多地少，靠農業無法維持，繼而發展商業。但作者質疑：“中國山多地少，人均耕地很少的地方很多，為什么別的地方不出徽商、不出晉商呢？”譬如明清時期的浙江紹興就是典型的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的地方，但紹興人找到的出路就不是做生意，而是當師爺。可見“兩個地方，它們的地理環境差不多，但是發展出來的文化和經濟都不同”，也就是有著地理之外的原因。

不過，地理因素仍不可忽視。世界范圍內的古代文明的興起都與大江大河有關，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于“在世界最長的10條大河中，只有中國能完整地擁有兩條——長江和黃河”。這一點實在意義非凡：“如果只有一條河流的話，隨著氣候條件變化，這一條河流本身免不了要出現衰落，但是我們擁有黃河、長江這兩條大河”“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在不同的階段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歷史上是交相輝映的”。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5000多年前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出現的良渚文化已經跨過了“文明”的門檻，建立了早期國家。可是，“距今4300年至4100年，長江中下游的區域文明相對衰弱”，取而代之的則是中原地區的持續崛起，最終開啟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轉變呢？《何以中國》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列舉了幾個原因。第一，氣候適宜。“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年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2℃左右，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量充沛，是東亞大陸上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這樣的描述，當然令人想起了河南的簡稱“豫”字的由來。既然大象這樣一種今天典型的南方動物能在古代的河南出現，當時中原的氣候顯然更接近亞熱帶乃至熱帶。反觀緯度靠南的長江流域，“氣候過于濕熱，降水過多”“不利于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長”。司馬遷在《史記》里寫過一句，“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就是對這一惡劣氣候的形象描述。

第二，從地理上看，黃河中下游平原面積不但遠遠超過長江中下游平原與四川盆地，甚至“比西亞、北非的肥沃新月帶的總面積還大”，堪稱“當時北半球最大的宜農地”。不僅如此，這塊黃土沖積而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即使在只有石器或簡單的木制農具的情況下，上面的植被也容易清除，容易開墾成農田，并且容易耕種。而且，平原地帶“便于統治者、管理者組織生產、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擴散、遷徙和重新定居”。“由于人流、物流的成本較低，強大的部落在聯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圍較大，并能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聯盟，最終發展為酋邦或早期國家。”在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幫助下，“諸夏建成夏朝絕非偶然”。

但是，先秦以降，黃河流域卻逐漸失去了氣候、地理上的優越條件。歷史上的氣候逐漸變冷，黃河中游的降水量減少，卻集中在每年的夏秋之交，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并因大量人口遷入造成的不合理的農業開發而加劇。在這方面，作者提到了一個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實例。上古時期，“江”“河”都是專名，前者指長江，后者指黃河。可是，由于大量泥沙流入河道，春秋時期，黃河已由清變濁，而被稱為“濁河”，到了西漢初期，終于有了“黃河”這樣一個形象的名字。

與此同時，長江流域卻成為氣候變化的受益者。“氣候變冷使長江流域逐漸變得溫暖濕潤，四季分明，適合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的栽種，成為宜居的樂土。”于是，當黃河流域因天災人禍陷入衰敗時，長江流域的開發及時彌補了供應不足。無論是北宋的“蘇常熟，天下足”，還是明代的“湖廣熟，天下足”，以及“蘇（州）松（江）賦稅甲天下”，都是這方面的例證。因此作者才有理由在書中斷言，“要是中國只有黃河，中華文明的衰弱不可避免。但因為有了長江，自黃河流域開始出現衰退，即由長江流域補充替代，在整體上從未有過退步”，將中華文明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厘清了內部雙核心的演替之后，作者將視野進一步擴大，探討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獨特定位。無論是地中海附近的古代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羅馬，還是古代的印度，它們距離東亞的中華文明都相當遙遠，而且隔著青藏高原、橫斷山脈等地理障礙，“工業革命以前，在缺少機械動力交通工具的條件下，這些地理障礙無法克服，人流、物流的成本極其高昂，風險極大”。這就使得中華文明成為唯一傳承至今的古老文明，始終保持著獨立、延續的發展。

文明進程的加速器

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位置，或許也使得“古代中國一直以‘天下之中’‘天朝大國’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興趣和動力”。

譬如，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古代中國人把海洋看成土地的邊緣、盡頭，到了海邊就是窮途末路”。當然，有人會問，孔子就說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東亞，中國、日本、朝鮮半島是同樣的文化圈”，這基本上是中國單向輸出的結果。作者也承認“海洋對東亞起作用，主要是東海和渤海，而且影響范圍就這么大”。

至于再往外的太平洋，情況又如何呢？現代的研究已經證明，南島語系的人群上古時期就是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乘坐獨木舟走向大洋，最終征服了整個太平洋，直到“長白云之鄉”（新西蘭）。但作者在書中提出問題：“既然沒有回來，跟我們飛出太陽系是一樣的，有交流嗎？”顯而易見，直到近代之前，中國與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當然也就不存在交流了。

在陸地上，“絲綢之路”當然是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途徑。但《何以中國》對此也提出了作者的觀點：“古代中國固然具有開辟長距離道路的能力，卻始終沒有開辟絲綢之路的需要。”反而是西亞、中亞一帶，天然資源并不豐富，能開發利用的土地也并不富余，才促進了商業與貿易，“以便使本地的產品得到更高的利潤，并獲取本地稀缺的物資”。在作者看來，這才是“絲綢之路”形成的真正動力。歸根結底，這其實也與古代中國的歷史地理條件有著莫大關系：畢竟古代中國人一直以為“天朝無所不有”，是天下最發達、最富裕、最文明的地方。

在作者看來，“人的開放觀念不是天然的，是周圍環境造成的”。但“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并不會因此失色。書中“中國并沒有從絲綢之路獲得經濟利益”之說似乎稍顯絕對。如果只將經濟利益限定為貴金屬等古代貨幣，情況的確如此。但“絲綢之路”開通之后，西域各地所產的瓜果、蔬菜等陸續傳入內地。《博物志》里就說，“張騫使西域還，得胡桃種，故以胡羌為名”。《本草綱目》對胡瓜（黃瓜）的記載也是，“張騫使西域始得種，故名胡瓜”。這些農作物豐富了中原人民的餐桌，當然也會產生長遠的經濟利益。

書中并不諱言，早在上古時期，雖無“絲綢之路”之名，但中原與西域乃至更西方已經有了交流。“小麥在距今4000年左右傳入中國，從黃河上游傳播至黃河下游。”如今有“南稻北麥”的說法，作者在書中對小麥的意義也不吝贊美之詞：“由于小麥更適合北方平原地區的耕種環境，并且可以給人類提供較高的植物蛋白，養活更多人口，這就形成了巨大穩定的農業基礎，也使（中國）文明的發展進程得到加速。”

不過從歷史上看，這一評價或許略高。中華文明在飲食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粒食”的傳統，即將整粒谷物置于炊器中蒸煮后食用。華北本土作物粟（小米）就非常適合粒食，“膏粱（品質極好的小米）子弟”也成了富家子弟的代名詞。而小麥由于種皮堅硬不適于粒食。只是隨著石磨技術的改進和普及，面粉開始逐步進入尋常百姓的餐桌。小麥才逐漸被社會普遍認可。不過，直到唐代中葉的兩稅法里，仍舊是“粟麥并重”，可見小麥真正占據主導地位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對其早期的作用，恐怕是不能估計過高的。

可以說，葛劍雄教授的《何以中國》一書最核心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個高屋建瓴的“時空”視角，引導人們跳出傳統史學的王朝敘事，去思考山川、河流、氣候這些沉默無言的地理因素，在漫長的歲月中，如何深刻塑造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