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時期文學以來，一批富于強烈思想自覺和探索意識的文藝理論家積極而主動地思索新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并以此為基點，深入探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建構的方略，創建出具有完整意義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對于生態文藝批評理論而言，它無疑是構成這種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并涌現出曾繁仁、魯樞元、曾永成等生態文藝理論家，他們或以當代中國首部生態美學理論著述，或以中國當代生態意識全面覺醒的奠基之作，或以對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卓越見地，力顯出作為開拓者的獨特意義。

上述理論家及其主要著作，不僅構成當代中國生態文藝批評史上開天辟地的理論標識，同時也是對后來大批從事生態文藝理論工作者的深層召喚。那么，作為一名富于問題意識的后來者，將從何種理論視野出發，提出怎樣的創新論題，表達怎樣的前沿思想，既能夠充分表現出對前代理論家生態文藝思想的賡續，又可以盡力展示出富有嶄新意義的大膽突破，這無疑是需要慎重思考的問題。胡志紅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學術目光聚焦于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文藝批評，一方面細致梳理它的發展和演進，另一方面則站在理論高度對它進行歸納和總結，進而揭示其對我國生態文藝思想的重要意義，這種研究視角可謂新穎而獨特。近期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理論研究》，便是這種研究視角的凸顯。

如何看待主流白人生態批評的存在缺陷，不僅僅涉及到人的思想觀念和哲學意識，同時也是一個方式方法問題。在作者看來，這種生態批評的理論思想，以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的著述《生態批評讀本》作為里程碑式的標志，主要基于生態中心主義哲學視野，特別是深層生態學的理論角度，闡發文學創作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深入開掘文學所蘊藏的生態內涵，探尋走出環境危機的文化路徑。從嚴格意義上講，這種生態批評思想把人置于批評的中心地位，凸顯人在批評中的突出作用和重要價值，這無疑具有它積極的一面。但經過細致而深入的分析才發現，這里所謂的以人為中心，特指的是以白人為中心，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思想意識，這與美國長期奉行的政治體制密不可分，也與其整個的社會構成有著深層關聯，但這種思想里帶有明顯的種族偏見意味，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性別偏見、階級偏見、文類偏見等，由此招來了以有色民族人民為主體的弱勢群體、第三世界的廣大民眾，以及環境哲學內部眾多社會生態學家的嚴厲批判和一致反對，而陷入極為尷尬的境地。

怎樣認知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的興起？作者以為，這主要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主流白人生態學者所產生的深刻內省和反思。為了成功應對自身面臨的學術危機，更是為了重審自身的理論觀念和思想立場，總結生態批評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主流白人生態批評做出了積極而重大的學術調整，除進一步擴大和深化自身的研究領域，還自覺將富于種族意涵的生態批評納入理論范疇，從而催生了少數族裔生態批評，致使其成為當下美國生態批評史上一個最為活躍而又豐饒的學術場域。二是由于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思想和理論的日臻完善，充分彰顯出其在歷史流變中的進步意義。這種批評思想和理論，首先倡導學者必須站在環境公正的立場，從少數族裔所秉持的文化視野出發，在與主流白人生態批評展開對話、質疑的基礎上，深層透析文學創作與各種環境之間的關系，竭力發掘少數族裔文學生態所蘊含的迥異于主流文學傳統，以及富有獨特生態文化價值的思想資源，借以從多元文化路徑探尋走出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和構建生態文明的方略。

對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思想與理論的梳理和研究，無疑是本書的重中之重。為此，作者主要從三個具體研究對象入手，即美國黑人生態批評、美國印第安生態批評、奇卡諾（墨西哥裔美國人）生態批評，通過對眾多黑人作家、詩人文學文本的呈現，詳盡闡發其對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的理論系統建構所產生的影響。作者首先從奴隸敘事產生的緣由、在思想和藝術方面的表達、思想根源的形成、對化解之策的探尋為起筆，深入分析了黑人文學在自然書寫方面顯示出的獨特經驗。接著作者又以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詹姆斯·鮑德溫等人的小說，黑人詩人蘭斯頓·修斯、尼克·芬妮的詩歌為例，細致透視這些作家和詩人在各自的文學文本中，對地下、山巔、河流、颶風等自然意象，對有軌電車、地鐵、街燈、樓宇等城市意象的多元而繁復的生動描繪，他們賦予這些意象以深層的隱喻色彩和象征意蘊，既表達了黑人族群對于自然與城市的心理依戀，又傳遞出其對于自然災難、城市危機的情感憂戚。作者最后指出，這些黑人作家和詩人的代表作，不僅催生出一大批知名的生態批評學者，也為少數族裔生態批評的興起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理論基礎。作者之于印第安生態批評思想的分析，則突出其對地方意識的體現、對文化自然觀的呈表、對國家公園的拷問、對土地倫理的闡發，由此形成了對多元文化生態話語的系統建構。

比較文學學者曹順慶在本書的《序》中指出：“該著在填補國內學術研究空白方面，不僅表現出在材料占有、在觀點表述、在術語選取等方面的新穎程度，而且較為完整地描述了美國生態批評學術的全貌，更為重要的則在于充分展現出比較文學學科的創新精神。”他認為這部理論著述，有助于拓寬國內生態研究的學術視野，有助于開啟中外學術對話和文化交流，顯示出多方面的啟示和召喚意義。筆者認為，這都是懇摯之論。

（作者系西南財大天府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