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孫全鵬的文學實踐有兩個方面的明顯表征：一是他的創作迄今為止全都在小說領域耕耘，鮮見有其他體裁的文學創作；二是他的小說無論長篇還是短篇，都圍繞一個叫作將軍寺村的豫東南自然鄉村展開敘事，這里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鄉村生活記憶和經驗，而且也是作者從創作伊始便著意打造的屬于他個人的一個文學地標。

孫全鵬力圖通過將軍寺村基層人物跨年代的敘事展現時代變遷。無論是其長篇小說《幸福的種子》跨越30多年的敘事，通過個人生活和命運的沉浮，表現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到本世紀20年代初的豫東南鄉村社會生活的變遷，還是其短篇小說集里的《你就這命》（短篇小說集《幸福的花子》）等作品，以較小的體量，試圖透視30多年社會生活的變化和時代的演進，都可以見出這一點。這種文化自覺與他的文體自覺（包括語言和敘事風格以及長篇敘事中的形式求變），在他的寫作中是并置的。這也凸顯了文學的責任和使命。

孫全鵬的“幸福”三部曲（《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種子》《幸福的花子》）是可以放在一起相互參照閱讀的。長篇小說《幸福的種子》里，我們看到他對寫入中短篇小說的、自己在將軍寺村早年生活的經驗的揉碎重組。這種對于所積累的素材的反復變更使用，反映出作為小說作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無論怎樣將記憶中的經驗打碎重組，其作品和筆調的方向總是一致的，即平和向善，反映了作者對生活的積極樂觀。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盡管都處在過去物質不發達的歲月，但所有的掙扎和努力都具有向上、向善的亮色，這也讓他的小說因人物的美好而折射出生活的美好。

從長篇小說《幸福的種子》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學經驗來自幾個方面。一個明顯的經驗寶庫是沈從文聚焦湘西的小說。另一個顯在來源是當代中國小說，如莫言之于山東高密、劉震云之于豫北延津。但這種文學地標的過早確立，也反映了作者的某種刻意追求。在完成了“幸福”三部曲的系列出版后，希望作者早日跳出這一略顯故步自封的地標化寫作，讓自己的筆走進更廣大的社會和生活。

總體而言，孫全鵬對鄉土社會的書寫居于他所打造的文學地標豫東南將軍寺村一隅，形式上草蛇灰線，有跡可循。他的鄉土寫作為當代中國的鄉土書寫增添了一抹新筆，但他寫作的未來究竟會在內容上“破圈”還是繼續深耕？在手法的化用上究竟會更脈絡分明還是大象無形？不同的方向通往不同的空間，答案都在紙上。

（趙立功，河南日報社《河南新聞史料》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