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北京市科協、北京市社科聯、北京市文物局聯合主辦“科技文化融合，助力北京博物館之城建設”高峰論壇，我的主旨演說題為《以讀者為中心的博物館建設》，提了三個具體建議，其中第一個是“建議市政當局多與大學合作共建博物館”。最近二十年，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神速，每到5·18國際博物館日前夕，媒體都會集中報道各地建博物館的熱情、業績及發展規劃。歡欣鼓舞之余，也不無讓人憂心處。比如，很多博物館開張時聲勢浩大，但很快就難以為繼了。對于有心經營博物館的人來說，如何長久吸引觀眾的注意力，是個難題。所以，我才會如此建議：“因為無論是大學自建博物館，還是博物館建在大學校園或周邊，最不缺的就是高質量的參觀者。一代代求知欲極強的年輕人，時常進出博物館，這對博物館的收藏、展出與研究，都是極大的刺激與促進。政府不妨綜合考量社會需求，統一布局后，與相關大學簽訂協議，采用合作共建或委托管理等形式，共同運營校園內外的博物館。”

因個人的研究領域及興趣，最近這段時間，我越俎代庖，設想了三座由城市與大學合建的博物館。以下略加陳述，也算野叟獻曝。

作為人類文明史上至關重要的選拔官員制度，中國科舉制創始于隋，確立于唐，完備于宋，興盛于明清。1903年順天貢院損毀，河南貢院于是承接了全國會試，成為中國最后兩次科舉考試（1903年、1904年）的舉辦地。單就地址而言，起點不可考，終點卻很明確。如今河南大學明倫校區仍存有1732年總督田文鏡撰寫的《改建河南貢院記》和1844年記載黃河水患后重修史實的《重建河南貢院碑記》，另外就是2015年按歷史照片復建的貢院大門。歷史文物不算多，但遺址很明確，且目前周邊相對開闊，沒有大型建筑，完全可以由河南省或開封市與河南大學合作，建一座綜合性質的面向全國乃至全球的“中國科舉博物館”。

北京大學1952年因院系調整遷至海淀，原校舍中，除了沙灘紅樓1961年被列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建成“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2021年加掛“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一直得到很好的保護與利用；此外還有基本保存完好的原和碩和嘉公主府大殿，也就是創辦于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大禮堂，以及始建于1904年的數學系樓，后者如今布置為“偉大開篇——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組織專題展”。這個專題展立意不錯，但內容與附近沙灘紅樓的展覽高度重合，只是其縮小版。考慮到京師大學堂對于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率先垂范作用，以及其在1905年12月清政府學部建立前曾兼管全國教育，若將此地改造成“中國大學博物館”，由北京市與北京大學共同經營，我相信會很出彩。周邊還有若干京師大學堂老北大的建筑遺存，將來逐漸歸攏，做成博物館群，不要只講北大故事，而是展現整個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那樣更為恰如其分。如今各名校都有自己的校史館，這當然很重要；而在國家層面，不妨就利用老北大的建筑遺存，建一座綜合性質的“中國大學博物館”。

十年前，我出版《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緒言”中有這么一段：“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么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這么多年來，我喜歡講抗戰烽火中中國大學西遷的故事，且考察遺址、撰寫文章、參與專題片制作等，心中其實還有一個念頭，那就是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持，建一座“中國大學西遷博物館”，留給子孫后代。請記得，那種氣象，古代中國沒有，同時期歐美也無法媲美。如今各大學、各地區都在講這個神奇故事，但往往限于一校一地。若有哪座城市愿與大學聯手（比如昆明市與云南師范大學、重慶市與重慶大學、成都市與四川大學），建一座統攬全局的大學西遷博物館，來紀念那段輝煌的歷史，我相信很多人會傾力相助——起碼我會第一個報名當義工。

“中國科舉博物館”“中國大學博物館”“中國大學西遷博物館”，這是我念茲在茲、特別希望看到的三座博物館，之所以點名要城市與大學合建，主要不是為了發展旅游業，而是合作共贏，兼及城市風貌、知識傳播與精神建構，且與高校的教學科研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