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壇，李洱無疑是作家群體中兼具思想者身份的代表。文本與社會土壤的互動、作家與時代背景的博弈、創作與歷史語境的交響，《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中的這些“大哉問”不出所料地昭示了其濃厚的“李洱式”精神特質，表現出了作者一如既往的“開闊的文化視野、敏銳的警覺和判斷力、智慧和道德勇氣”（格非語）。但正如別林斯基有關典型形象塑造的論述一樣，成熟的讀者也應該是在熟悉中發現陌生的探險家。這本新書之“新”，或許不僅在于其思考角度和思想內容，還在于集結思想成果的用意、方式與效果。書中的人與事、情與理，究竟何以被編排歸并，又迸發出了何種全新的能量？

從揀選文章的傾向性來看，不論是堅持書寫當代中國人精神跋涉之艱辛的史鐵生，在時代風暴中捕捉歷史煙云的程永新，還是甘當本雅明意義上“拾垃圾者”的守夜人的李敬澤，書中的所有個體，都是“同時代人”，也是更有可能把握時代面貌的人。

在多篇文章中，作者都將上世紀80年代設置成了回憶這些“同時代人”的敘事原點。在80年代那個多種話語猛烈交鋒的場域，站穩“同時代”立場絕非易事，而這恰恰說明了他們非凡定力的可貴。然而對時代精神的打撈與提取并不能窮盡作者的表達意圖，其中更值得討論的是一種當下的時間意識。書中那些追敘久遠往事的論人文章，絕大部分都作于最近十年，這顯然是作者當代性訴求的投射。在20世紀中國的漫長年月里，“現代”主宰著人們對于歷史的想象和對于自身位置的標定。捆綁在時間鏈條上的“當下”被貶低成了“將來的過去”，成了亟須被立刻超越的“瞬間”，人們失去了為“當代”截取剖面的可能，“當代”變成了純粹的時間縱深。這種無限發展的現代時間觀念的流風余韻甚至一直延宕至今。但在以啟蒙敘事為鮮明烙印的80年代，關于未來的許諾卻暫時模糊了，時間也偃旗息鼓，一個延展而非延伸的寬闊場域鋪陳開來，人們對時代與自身的理解才有了擺脫單質化的可能。在那之后，新的神話于90年代被重新確立，但本書讓我們慶幸地看到，仍有人能不被疾速演進的現代時間拖行，如前所述，他們仍能以非凡的定力凝視時代。

如果說現代時間構成了作者“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的基本參照系，那么這與文章撰寫的時間又有何內在關聯？作者如何用過往來注解如今的當代性問題？這涉及“今”與“昔”在現代時間序列中所處階段的相似性。現在“漫長的90年代”已經呈現出終結的態勢，這反映在近年來的文藝作品和公眾的感知結構當中。當狂飆突進的現代邏輯再次行至岔路口，人們面臨的是如何“用21世紀的方法講述中國故事”（賀桂梅語）。但新故事的定型還需要長時間的調試，21世紀才剛剛打開，其復雜性就已經遠超想象了。當下的情況與80年代極為相似，正如河流沖出了山口，新河道一時難覓，它便就地淤積成了廣袤的沖積扇。這片沖積扇目前還沒有明晰的未來面向，而更像是與過去的難分難舍，上面活躍著一片超大規模的“眾聲喧嘩”。人們都在竭力搜尋著軌道，但最好的結果無非是踏上通向過去的舊軌道，更多的情況是，人們不是找不到軌道，就是干脆宣稱自己不需要軌道。在無垠的曠野上，他們奔走驅馳，任憑狂風吹過自己的身軀。

在人人都是“被看者”與“看客”的時代，讓“被看者”說話的莫言能否讓我們找到一種看清當代的途徑？如果近處的經驗無法解惑，汲取古典文學養分的格非能否為我們提供一種超脫的思維模式？答案很難明確，但本書確實展現了作者尋求答案的嘗試，像書名“超低空飛行”一樣，這種嘗試是有膽有識的。它既要有承擔撞地解體風險的勇氣，又要有近地觀察的耐心，既要有耽溺于過去或當下的準備，也要有找出二者契合點的鑒別力。作者以《超低空飛行》為旗幟，宣告了自己打造一種統合過去、當下與未來的新時間的努力。

《超低空飛行》以一種“來回張望”的嚴肅態度在斷裂之處盤旋，既回望，也展望，帶著一種懷舊的未來眼光作了真誠的偵查。

（文章已取得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