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到上海展覽中心看展——第21屆“上海書展”。這是公務，亦有私好。其間，接到外侄電話，說有急事求見。待我回到家鄉海島，他便匆匆趕來。

外侄在鄰縣一所新辦的學校做初中語文教師。新的學年，學校高中部擴招，調整他教高一，然后跟到高三。雖然，學歷、任職資格都符合要求，也有不負期待的信心，但外侄還是焦慮——他告訴我，暑期參加了集體培訓，自己也做了不少功課，“馬上就要開學，感覺還沒有頭緒，不知從哪里下力為好”。

外侄上高中時，也找過我這個“據說是詩人”的表舅舅給輔導作文。學生作文重在“練習”，文學作品端賴于“創造”，但畢竟都是寫作，總有相通之處。我建議說：“從這學期開始，你就根據老師提供的作文題和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每個月寫一首七八行的短詩，這樣三年下來，手頭積攢著不同主題的二三十首詩，高考時，說不定哪首詩就對上題，就可以引用到作文里面?！毙⌒∏嗄?，時光里本來就跳躍著詩。那幾年，我前后幫他修訂了十幾首，也提醒他，平常各種文體的作文訓練，多試試這種方法，注意靈活運用——我稱之為“短詩嵌入法”。于寫作手法言，它避免了平鋪直敘，較之常見的卷子，具“陌生化”效果；從卷面上看，詩行會騰出空白，造成疏朗感，具“視覺友好”性。

當然，此法純屬個人意興，未經實證，學理上不一定站得住腳。但就一個人的表達能力的發展而言，詩歌寫作本來就是非常好的練筆方式，是一種字斟句酌的語言訓練，一種人、景應和，詞、物對話的思維打磨。那年高考，外侄的作文寫得順溜，“自己寫過的詩句一嵌入，后面的話語簡直就是順手拈來”。他還告訴我，上高三后，他把這個法子分享給了幾個要好的同學和一個他非常喜歡的女孩子，“女孩子很是得心應手，高考作文寫得心花怒放”。

因為這個經歷，外侄對我多了一種“專業信任感”——現在，不在“學”，而在“教”。緣于職業，我認識各地不少很厲害的高中語文教師，有時也參加他們的聚會，近些年“新高考改革”之下，聽到最多、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們特別注重整本書深度閱讀，“高中的孩子，把這個事搞好了，大致可以一通百通，整個語文綜合素養，會有實實在在的進階”。外侄自然知道“整本書閱讀”是怎么回事，聽我特別強調“深度”二字，似乎有所觸動。他說：“這學期我要上的教材，第五單元就是‘整本書閱讀’，費孝通的《鄉土中國》?！?/p>

真是巧啊！這次上海書展現場，在三聯書店的展位，我就買了今年五月剛剛出版的張冠生先生所著《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記得回鄉途中，接到江蘇省教科所原所長成尚榮老師的電話，談一個書稿的事——每每電話末了，他總會問：最近讀什么書？有什么收獲？——這次我跟老先生匯報的，就是《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我說：“這本傳記幫我打開了《鄉土中國》文字深處的一條大河。我應該會從這條河開始，寫一首長詩，題目都想好了，就叫‘小鎮青年費孝通’?！蔽覐倪€來不及整理的行李中取出這本書，遞給外侄，“有興趣的話就帶回去看”。

外侄在南京師大讀的大學。南京師大有幾位我素有交往且非常敬重的老師——教育社會學家吳康寧教授，做人類學研究的齊學紅教授。我叮囑過他：“你雖然讀的文學院，但他們的課，有機會一定多聽聽。”外侄倒是好學之人，本專業課程之外，四年里蹭了很多其他學科的課，長江風土（地理）、金陵舊事（歷史）、蘇州園林（藝術）等文化因子都參與了他的生命成長，似乎，也為著他今天“上任”高中語文教師崗位備了糧草、蓄了資源。一番交流下來，外侄有了明晰的計劃。他說，不僅僅作為一項“單元任務”，而是貫穿整個學期的教學，和學生一起深度研讀《鄉土中國》，理解何為“田野作業”。我補充道：“基本上可以說，就是以費孝通為核心課程，幫助學生把《鄉土中國》背后的那條河讀出來、整出來，以此建設自己生命的兩岸和知識的果園。”似乎，這就是外侄之所想，“舅舅你再說一遍”，他掏出手機，把這話記下。

一個學期，或一個學年，甚至整個高中，立足于一本書，建構一門學科的學習版圖，《鄉土中國》是適切的，也是非常值得的。我素來認為，偉大的寫作一定是文史哲一體的寫作。《鄉土中國》堪稱典范。我讀《風土》（和辻哲郎）、《人類與大地母親》（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的地理樞紐》（哈·麥金德）、《戀地情結》（段義孚）等等，都有同樣的感受和慨嘆。我想，這些非文學的人類學、歷史學、地理學著作，一定有共同的精神基因和語言密碼。

1946年，費孝通從刊發于《觀察》《再生》《時代評論》等報刊的文章中選了八篇，輯為《民主·憲法·人權》一書，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時任上海《前線日報》主編的曹聚仁先生贊曰：費氏的散文，“為其他文藝家所不能及”（曹聚仁，《文壇五十年（正編+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近八十年后，中國人民大學的孫郁教授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費孝通散文》寫了“導讀”，所言種種，深得我心：“那些山水之作，就跳出一般文人感受……比一般游記多了知識考古的趣味”，“他的寫作不是自我的傾訴、自戀之語，而是尋路與筑路之勞作”……

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的談論：“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覺得自己好像是在不怎么熟悉的國家旅行，每走一步，都看到新的遠景，新的道路。這些道路通至哪里還不得而知，但必然會讓我看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東西，提供給我思考的養料?！保ā督鹚N薇》，帕烏斯托夫斯基著，戴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真正的寫作，就是這樣的一個探摸、開辟、拓展、抬升、命名的過程，抑或說，缺乏“尋路與筑路”的意識、骨血，不管敘事、抒情還是推演，恐怕很難稱得上“寫作”。

孫郁教授的“導讀”，就收在《費孝通散文》一書里。我找到東一館一層的人文社展位，沒看見此書，問了工作人員，說是還來不及鋪貨。手機上搜京東自營店，倒是有的，便放進了“購物車”，只是留下了未能先睹為快的遺憾。

我并非矯情。在書山書海的場景中，一個閱讀愛好者，不買一批、一大批的書，會覺得很抱歉，況且，唯有像一畦畦細細耕作，一個個展位慢慢看，你才更有可能，遇上你萬萬想不到的可它就在暗中等著你的好書、奇書。

14日，書展第二天，像開幕日一樣，我先到西一館二樓自家單位所在的W2-01展位“上班打卡”，便自個兒繼續逛書展?？纯赐袀冏隽耸裁葱聲?、做的什么形態的書，裝幀藝術、印制工藝有什么可以借鑒的地方，這是非常好的業務學習機會。然后我就走到“港臺館”，那個水泄不通、摩肩接踵，絕非夸張的修辭，而是實實在在的身體感。我還踮起腳尖，幫一個小朋友從書架的最高一層取下來一冊“圖畫書”。我順著往下瀏覽，在第三層，一個書名從百花叢中探出頭來：“村聲回響：聆聽香港村校記憶”?！按迓暋保按逍！?，有意思！抽出，打開，果然有大驚喜：是“香港村落文化保育工作者及鄉郊藝術家”史嘉茵，自2013年始歷時十數年，遍訪港地鄉野，爬梳舊時文獻，一幀幀、一字字刻就的村校歌曲、村校人文、村校物事。

因應當下世界大勢，我今年的閱讀重心在于猶太文化和中東文學，這次差旅，帶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與他的歷史學家女兒范妮亞的對談錄《猶太人與詞語》，和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的詩集。我顧不上讀完，而是先聞史嘉茵的“村聲回響”。作為教育出版行業的編輯，我特別愿意看到這樣的鄉土文化檔案和鄉村教育敘事。1935年，費孝通自京華輾轉遠赴廣西柳江、桂江“兩江”之間的大瑤山，開始了他的第一次田野調查。近百年后的今天，歷史情境、調查條件已發生巨大變化，但史嘉茵此項工作，和費孝通一樣，扎根于大地，由腳印、光陰以及對腳印、光陰的敬畏構成。她交給了香港鄉村、香港教育、香港未來一份深情、豐饒的“田野作業”。

我少時臨過碑帖，對繁體字有親切感。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這本繁體版《村聲回響：聆聽香港村校記憶》，一冊田野之書，給了我一粒飽滿、好看的莊稼種子。謝謝，上海書展，一片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