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國時期的文學和文化史、革命和進步文獻傳播史，就版本研究層面而言，除了初版本、增訂本、刪節本、改題本、毛邊本、土紙本、特裝本、簽名本，有一個領域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那就是各種偽裝本。

對于民國時期的偽裝本，我所見到的最早的討論文字是現代文學史家唐弢先生的《書刊的偽裝》（收錄于1962年6月北京出版社初版《書話》）。作者指出：先有當局對革命和進步書刊的查禁，才產生了“權宜而又機智的對策”：偽裝書。作者介紹了不同時期數十種偽裝本，解讀了偽裝本的命名策略和用意性質等。這篇文章不長，但是對我的影響很大，“偽裝本”這個提法，我也是從這篇文章中首次知道的，從而開始注意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曾有“偽裝本”的存在。盡管，我所能見到的“偽裝本”實不多。

后來又知道上海古舊書店1963年7月編印過《革命書刊偽裝本目錄》。這本薄薄的油印小冊子系“為幫助我店同志提高收購工作質量，了解革命書刊出版情況而編印的”（引自該《目錄》前的《說明》）。這應該是第一次從“革命書刊”的角度對“偽裝本”進行較系統的梳理。據吳密兄說，這本《目錄》一直是他從事革命文獻偽裝本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由此可見其價值。《革命書刊偽裝本目錄》的主事者是劉華庭先生，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這個名字。

接下來，就應該說到吳密兄的革命文獻偽裝本研究了。他并非最早的偽裝本研究者，卻持之以恒、后來居上。他長期關注偽裝本尤其是革命文獻偽裝本，對之進行了細致而又較為深入的研究。當然，他在國家圖書館工作，國圖豐富的館藏為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若沒有濃厚的興趣和學術的敏感，恐怕也只會熟視無睹或淺嘗輒止了。他這些年來銳意窮搜、爬梳整理，編著了厚厚兩大卷的《革命文獻偽裝本圖錄題解》（2024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初版），引起了學界的驚喜和重視。如今他又在此基礎上加以調整，撰就的《革命文獻偽裝本漫談》即將出版。

《漫談》從民國時期相當可觀的書刊偽裝現象說起，討論了為應對當局查禁才大量出現偽裝本；如何才能識別偽裝本；偽書、盜印本與偽裝本的區別；親歷者對偽裝本的回憶；偽裝本的發現與搜輯以及偽裝本的鑒藏與研究。至此，偽裝本研究中的諸多大小問題，幾乎都已“漫談”到了。但吳密兄并不以此為滿足，還進一步討論揭示了國家圖書館新善本特藏中的近150多種偽裝本，以圖文并茂的方式披露如此多的偽裝本，這應該還是第一次。此外，偽裝本的諸多價值也是以往的研究中較少提及的，他告訴我們：這些特殊的偽裝本已經成為國圖“新善本”特藏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我是研究現代文學史和文學史料的，故而對偽裝本中涉及古典和近現代文學的部分尤感興趣。吳密兄果然沒有令我失望，《漫談》中有兩節專門分析偽裝成古典名著和偽裝成現代文學論著的偽裝本。中有鄒容《革命軍》偽裝成《圖存篇》、陳天華《猛回頭》偽裝成《目兵須知》、《黃帝魂》以鄭曼陀美人圖為封面、《中山全集》偽裝成《老殘游記》和《慶祝濟南解放特刊》偽裝成原本精校《老殘游記》、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偽裝成《醒世恒言》、沈從文《湘行散記》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偽裝成《歧路燈》、《正義報》偽裝成《西游記》《西廂記》等，真是令人目不暇接，也是我以前所完全不知道的。

如果再引申一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作家作品的偽裝本現象，也很值得關注。茅盾、蔣光慈等的作品不但有盜印本，也有偽裝本，甚至有把蔣光慈作品偽裝成茅盾的，把茅盾作品偽裝成蔣光慈的。如果我沒記錯，連張資平的作品都有偽裝本。對這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現象，竊以為，文學史料研究者不能視而不見。自然，這是另一個研究課題了。

唐弢先生和劉華庭先生都是我熟識的前輩，唐先生指導我和王錫榮兄合編《〈申報·自由談〉雜文選》并為之作序，劉先生命我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參考資料”之《新月社專輯》，他們都是我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文學史料研究的引路人。但我那時見識有限，未能就偽裝本問題專門向他們請教，不能不以此為憾。而今吳密兄在偽裝本研究上有所繼承又有所拓展，使我受益匪淺，預祝他在這個研究領域繼續前行，取得更大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