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內(nèi)我二度赴江蘇淮安。先是過訪吳承恩的老家河下古鎮(zhèn)，再找尋市內(nèi)《老殘游記》作者劉鶚的故居。遺憾的是劉宅閉門謝客，我剛想離開，意外得知距此500米還有一處施耐庵的舊居。籍貫興化的施耐庵，怎在淮安也有故居？

步行至內(nèi)大香渠巷6號的目的地，黛瓦青磚樣式，門朝西，磚上還有扇刻，系一清代合院式建筑。外墻掛“施耐庵著書處舊址”等兩塊灰色銘牌，顯示為“淮安市文物保護單位”。入內(nèi)看，面積不大，仍存抬梁硬山式房屋十余間。按我以往的游訪經(jīng)驗，這類名人故居多半年久失修，通常還住著幾戶人家。有些故居或因價值發(fā)現(xiàn)被列入整改項目，假以時日，成為修繕一新的文化景點也未可知。眼下這處，據(jù)說是元末時施耐庵父親施元德為躲避兵燹，自蘇州逃往淮安，于舊城西門內(nèi)土地祠后購置的產(chǎn)業(yè)。其亮點顯而易見：其一，它是施耐庵晚年創(chuàng)作《水滸傳》的地方，一向朋舊少至，形同隱居。至于是否終老于此，看法并不一致。中國水滸學會更傾向其終老于此說。《水滸傳》中有宋江受招安后被封楚州（淮安宋時名稱）兵馬總管、最終歸葬南郊蓼兒洼一節(jié)，加之施耐庵曾游楚州白馬湖，行至蓼兒洼時，親見當?shù)厝钍闲值堋袄死锇讞l”、扎猛子捕魚的好身手，此即小說中阮氏三兄弟的原型。以上可充當施耐庵于淮安創(chuàng)作《水滸傳》的實證。其二，令人驚訝的是，這里還是施耐庵門人羅貫中創(chuàng)作《三國演義》的地方。當年羅貫中一直陪伴于施耐庵左右，與施耐庵切磋寫作技巧，同時盡到弟子看護恩師之責。直至施耐庵去世，羅貫中才帶著未完成的《三國演義》書稿離開淮安，去往北地。坊間亦有二人合作《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傳說。

從此處出來，結(jié)合剛?cè)ミ^的吳承恩故居，我才恍然回過味來：敢情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記》《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出自古邑淮安？說淮安是名著的“搖籃”并不為過吧？對于文學史而言，這又是一樁怎樣的奇緣！施耐庵的祖籍和主要活動地向來有蘇州、興化、吳興、大豐幾種說法，目下以“興化說”為主流說法。據(jù)傳在施耐庵去世數(shù)十年后，身為大鹽商的孫子施述元遷祖父遺骨回興化，落葬西落湖，即今興化市新垛鎮(zhèn)施家橋村。聽說每年春祭，施家散居各地的后人鄭重其事，分別向施家橋村施耐庵葬地匯集。而身在淮安的我，為了解施耐庵葬地的現(xiàn)況，想起擇日不如撞日的話來，隨即導航直奔興化而去。

車近施家橋村途中，施耐庵的符號次第出現(xiàn)。先是老遠瞥見一座高聳的木結(jié)構(gòu)標志物，上有“施耐庵文化園”“施公故里·靈秀施家”兩行大字。繼續(xù)往里，一道波浪式瓦檐白墻下，便見到了漢白玉材質(zhì)的施耐庵墓墓碑，年頭倒也不遠，許是近年所立？抬眼又見前方一座小型廣場上，有尊施耐庵左手握書、右手捋須的立像，有三四米高。廣場居中四柱三門的大牌坊上，鏤“施耐庵陵園”五個大字。可惜我來得稍晚些，檢票口已打烊，周遭闃無一人，喟嘆不能入內(nèi)一探究竟了。

二

施耐庵生于大豐白駒鎮(zhèn)（歷史上屬興化，1950年劃歸鹽城大豐）一清寒之家，父親從事水上運輸。他7歲時因交不起學費輟學在家，然其生性好學，小小年紀即向大人借閱“四書五經(jīng)”，到13歲時已將部分內(nèi)容背得滾瓜爛熟。若有人出題考他，也能對答如流。施耐庵19歲考中秀才，28歲中舉人，36歲進京應試又中進士，同榜得中的還有大名鼎鼎的劉伯溫。如此看來，施耐庵應有大好前程，卻在赴任錢塘縣尹的兩年中，因處處受人掣肘，遂憤而辭官，歸隱故里。

正值元末，他的同鄉(xiāng)，靠販賣私鹽、打魚摸蝦為生的張士誠因不滿鹽官擠兌，率“十八條扁擔”起兵抗元，一時從者如云，接連攻占多個縣邑，直至拿下富庶的蘇州。據(jù)傳張士誠屬下卞元亨系施耐庵表弟，經(jīng)其引薦，施耐庵曾短期出任張士誠的軍師。不過這說法迄今無法確證，難度在于：施耐庵的生平記載本就模糊，而有關(guān)張士誠的文獻資料在明朝時多被銷毀，很難取得實證。那能否確定此事為虛呢？卻也不能。淮安、興化地方志和民間傳說都支持施耐庵曾出任張士誠軍師一說，想必不是空穴來風。當然也有折中之說，1921年編印的《中國人名大辭典》“施耐庵”條目云“元末以賜進士出身，官錢塘。與當?shù)啦缓稀埵空\聞其名，聘之，不出；親造其門敦請，仍不從”，說的是張士誠親自登門請施耐庵出山未果。相對而言，我更傾向前說，因為這里有個隱性的“傳導鏈條”，倘施耐庵和張士誠從無合作，就難圓其說：張士誠在蘇州建立大周政權(quán)后，驕奢淫逸，剛愎自用，面對一班謀士的忠言更無接納的胸懷。施耐庵覺得此人“器小”，不值得與之共事，遂不告而別。后來他寫《水滸傳》，其中不少人物均有張士誠部屬的影子在，可否理解為那段合作的“投影”呢？

倘有此事，那么脫離張士誠，無疑是施耐庵的明智之舉。因為，固守蘇州的張士誠很快被剿滅。施耐庵重回文人本色，帶著門人羅貫中四處游學，而后回到興化老家。某日路過一書鋪，對一本講述梁山泊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的元人話本《張叔夜擒賊》頗感興趣，買回家后悉心研讀，竟萌生以此為線索加以再創(chuàng)作的想法。寫作前期，他特意請來擅畫人物的高手，以宋末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為底本，摹成三十六幅人物畫像。平日懸于壁上，時時觀賞，以啟迪文思。

今施家橋村一帶，當年還是蘆葦叢生的茫茫水澤，唯有水路可通運河，素有“自古昭陽（興化的別名）好避兵”之說。葦蕩之中，有塊露出水面的土墩，常吸引施耐庵和羅貫中乘舟來此散心，這便是“水滸”和“梁山泊”兩個關(guān)鍵詞的由來。有意思的是，施耐庵在《水滸傳》中給自己也安排上了一個角色：軍師智多星吳用便是，暗合出任“軍師”的那段經(jīng)歷。而“吳（無）用”二字，或許是他無奈的自嘲。當然，若辨別真?zhèn)危也换T故實，可惜史料所限，很多事只能按邏輯進行合理推論，卻不能一口咬定。

三

劉伯溫聽說施耐庵隱居鄉(xiāng)里，便向朱元璋舉薦之。有前車之鑒的施耐庵，在朱元璋特派劉伯溫兩顧茅廬時，態(tài)度冷淡，堅辭不就。為躲避“騷擾”，索性避居淮安，那里有空置的家族房產(chǎn)，正可尋個清凈，專心創(chuàng)作。

限于篇幅，這里重點談談《水滸傳》中最關(guān)鍵的“招安”一節(jié)。民間有個傳說：劉伯溫奉命尋訪施耐庵，發(fā)現(xiàn)他正在寫《水滸傳》，拿給朱元璋過目后，認為“此倡亂之書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謀，不除之必貽大患”。故書稿一出即成禁書，施耐庵也被關(guān)押一年多時間。我以為其真實性大可懷疑。一向采取規(guī)避姿態(tài)且很有見識的施耐庵難道心里沒數(shù)嗎？就那么放心地將書稿交給劉伯溫，給自己惹禍？不過還有一則傳說，指“招安”是施耐庵在情勢所迫之下作出的“妥協(xié)”。因為新朝甫立，百廢待興，《水滸傳》在這檔口面世，若無“招安”而只講“謀反”，恐說不過去吧？我以為不確切，因為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即施耐庵所秉持的儒家忠義思想，是他頭腦中不可逾越的“紅線”。“招安”一節(jié)，本就和施耐庵的價值觀不悖，他這么寫并無特別的理由，而是直抒胸臆。或有人會問：既如此，講“忠義”的施耐庵為何投奔張士誠呢？不是“二心”的體現(xiàn)嗎？其實不難回答：他們合力反元，便自帶“恢復中原”的光環(huán)，也算師出有名。

“招安”的出現(xiàn)，使《水滸傳》多少顯得有些前后“割裂”，以至明末文學批評大家金圣嘆專門寫了一部《金批水滸傳》。他大膽地將全書攔腰斬斷，即“腰斬水滸”（止于聚義），堪稱石破天驚之舉。胡適一方面評價“《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大得多”，另一方面也認為“圣嘆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繼而認為“他刪去《水滸傳》的后半部，正是因為他最愛《水滸傳》，所以不忍見《水滸傳》受‘狗尾續(xù)貂’的恥辱”。確實，“招安”后的“水滸”，讀之很不給力：七十回前，英雄們個個呼之欲出，剔膚見骨；七十回后，齊刷刷如砍瓜切菜，橫遭不測。他們出走的出走，出家的出家，傷殘的傷殘，自殺的自殺，折煞了多少干云的豪氣？唯余英雄末路般的窩囊氣。金圣嘆的大手筆，讓七十回前的“水滸”形成結(jié)構(gòu)完整的“閉環(huán)”，這不能不說是文學史上罕見的奇事。

《水滸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長篇小說，也是一本用興化話寫成的“方言活化石”，同時它還結(jié)合了施耐庵安頓身心所依托的淮安人文地貌風情。今天，我們通過施耐庵的絕句《贈顧逖》可見其對淮安的一腔深情：“年荒亂世走天涯，尋得山陽好安家。愿辟草萊多種秫，莫教李子結(jié)如瓜。”詩中的“山陽”即指淮安府山陽縣，“安家”二字則可看出淮安在他心目中乃家園般的存在，而非客寓卜居的暫住地。

回想暮春我打淮安走過，再去到興化，本屬臨時起意，卻于這兩點一線之間，掬起一道連接雙城、可互為觀照的“水滸”的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