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普者黑談情說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寫小說，原因很簡單，我從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投入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時代浪潮里，沉浸其間幾近忘情，根本無暇他顧。五六年間我走過全國幾百個縣域內的上千個村莊和社區，深入到廣西、云南、西藏、新疆、內蒙古、甘肅和東北三省等省區的邊境市縣和民族地區，調查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狀況。對我來說，這既是一份責任重大使命光榮的工作任務，更是一場持久而深刻的精神洗禮和靈魂再造。今年春節期間，決定將這些年的經歷和見聞寫成小說，將中國轟轟烈烈開展的非遺保護行動用文學的形式記錄下來，保存下來，借此將這二三十年來我們腳下這片土地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這些深刻變化中最令人動容的人們心靈的微妙嬗變發掘出來，展示出來，于是就試著寫了幾篇不同于之前風格的中短篇習作，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種新的思想表達方式。《在普者黑談情說恨》就是其中的一篇。

過去曾寫過一批中短篇小說，題材主要集中在知識分子領域，主題多是探討現代生活中知識分子群體如何突破自己的認知偏狹和自我格局進而融入大時代，筆觸重點聚焦在學界和知識界的小圈子中。而這次包括《在普者黑談情說恨》在內的這一批小說試圖跳出過去的思維慣性和寫作藩籬，希望將筆觸伸向更廣闊的生活和更深邃的人心。題材上不再拘泥于學界，而是以非遺保護為背景，盡力描畫工商政學農各界，地域上不再專注于大城市，而是根據故事演進的需要，背景在城市與鄉村、內地和邊疆、南方與北國穿插變換。其實，更重要的不是題材和背景的變化，而是竭力展示新的內容和新的旨趣。內容盡可能地概括時代變革和精神嬗變，題旨和意趣盡可能集中在近二三十年的社會生活的風貌質變和國人心靈的日益豐贍。

與此相關的，我想在寫作方式有所突破，有所變化。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是采取一種準紀實方式或類似非虛構的形式來結構我的小說，把自己“擺進去”，突出將故事集中控制在“我”的關照和敘述視角之內，而這個敘述人“我”與作者的真實身份似是而非，模棱兩可地摻雜在一起，造成一種敘述聲音的幻象和逼真效果。敘事人既是小說的角色，又與作者身份產生某種重疊。與這種敘事人和作者身份虛實結合特點相匹配的，是小說發生環境的真實性，小說中的較大地理空間基本取自現實的真實地名，而小的地理單元則要完全虛構。小說發表出來，只要不造成誤解和不必要的糾紛，小說內的許多元素力求真實。比如這篇小說《在普者黑談情說恨》中普者黑景區是真實存在的，而普者黑酒店則是虛構的；昆明的翠湖公園和呈貢區是真名，而外貿公司和小診所則是虛構的。重要的歷史事件是真實的，而地方政策變化則是虛構的，比如下海潮和美國次貸危機都是真實的，而造成主人公兩次破產的產業政策調整和旅游企業倒閉是虛構的。

無論是題材聚焦非遺領域，還是形式上營造非虛構效果，其實根本是將小說寫作的觸角延伸到幾十年社會發展的幽深處和億萬人心理裂變的褶皺里，在探查個體命運發生的性格密碼，在描畫非遺行業變遷的體制力量的同時，將小說這個藝術品種的爆發力和創造力呈現給更多的讀者和更年輕一代。雖然達不到自己的預期，但是我將凝心聚力向著這個方向努力，力爭給我們的文學百花園貢獻一個新的小說品種：非遺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