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的霧，是從陶淵明的菊籬間漫過來的。

那團淡青色的水汽，裹挾著東晉的月光，掠過慧遠大師的蓮社，浸透過陸修靜的道袍，飄過了胡適的哽咽，最終凝聚成牯嶺的晨霜。

這些拔地而起的群山，從來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孤絕存在，而是中華文明脈絡上一枚溫潤的玉紐，串起了儒釋道的千年對話，映照著近代中國的榮辱興衰。

乙巳年酷夏的一天，我終于站在含鄱口，俯視峰巒疊嶂，擁抱如怒云濤。山麓的鄱陽湖，此時如同一面小小的鏡子，明亮，澄澈。須臾間，我懂得了陶淵明，明白何以廬山的每一道山脊都是打開歷史的密碼，每一滴山泉都在訴說文明的密語。

一、山水道場，三教合流的精神海拔

慧遠大師的東林寺鐘聲，至今仍在廬山的霧靄中回蕩。

東晉太元十一年（386年），這位雁門樓煩人杖錫南來，路經潯陽（今江西九江），在香爐峰下見此地“林窮路盡，巖壑幽邃”，遂立精舍，鑿蓮池，弘法濟生。

此后，四方高僧名士慕名而來者增多，龍泉寺不敷使用。太元十一年（386年），在江州刺史桓伊資助下，慧遠大師于廬山西北麓創建東林寺。作為集眾行道的場所，東林寺漸成為中國佛教凈土宗著名的發源地之一。

慧遠大師在東林寺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專心于凈土修行，著書立說，潛心研究佛法。他為表示決心，就以寺前的虎溪為界，立下誓約：“影不出戶，跡不入俗，送客不過虎溪橋。”

一次，詩人陶淵明和道士陸修靜過訪，慧遠大師同兩人談得極為投契，不覺天色已晚，慧遠送出山門，怎奈談興正濃，依依不舍，于是邊走邊談，送出一程又一程。忽然，三人聽得山崖密林中虎嘯風生，悚然間發現，早已越過虎溪界限。他們相視大笑，執禮作別。據說，后人在他們分手處修建了“三笑亭”，以示紀念。有多事者，還寫下一副對聯：

橋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語；

蓮開僧舍，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慧遠大師或許不會知道，他在虎溪畔送別友人過溪的身影，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最動人的隱喻。陶淵明荷鋤歸來，陸修靜策杖來訪，慧遠大師蓮開舊池，那聲老虎的嘯叫，恰是儒釋道三教在廬山完成的第一次融合。

如今，虎溪不過尺許寬，石橋橫臥如琴，而當年那場跨越教門的對話，早已成為廬山作為“文化圣山”的精神海拔。

陶淵明的栗里，就在東林寺不遠處的柴桑。這位“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詩人，用他的澹泊、恬淡將廬山的云霧釀成了詩酒。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朵在暮色中綻放的菊花，至今仍在五老峰的巖壁上搖曳。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勾勒的田園圖景，實則是廬山給予中國文人的精神原型——當仕途失意，當世道渾濁，廬山永遠會敞開它的懷抱。陶淵明故居在不遠的星子縣，據說這里還能見到曾映照過詩人身影的“洗墨池”，池水清冽甘甜，倒映著廬山的山峰和云影，也倒映著中國士大夫的偉岸氣節。

“三人三笑語”中的另一位主人公陸修靜，他的簡寂觀藏在廬山南麓的密林深處。這位南朝道教大師在此整理道經，制定科儀，使道教從民間信仰升華為成熟宗教。

慧遠、陶淵明、陸修靜的“虎溪三笑”，或許并非真實存在過的文人雅集，只是一個時空錯位的美麗傳說。

唐宋時期，這個故事開始在坊間流傳，有學者考據出于《廬山記》和李公麟的《三笑圖》。同這故事同時發生的，是儒釋道三教融合。或許，這個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宗教對話奇觀，竟僅僅出于人們的美好期待。當佛教的慈悲、道教的自然、儒家的中庸在廬山的云霧中相遇，中國文化獨特的包容性就此誕生。

而今，東林寺香火鼎盛，簡寂觀卻早已傾頹。欣喜的是，觀前古柏仍在，枝干虬曲如道經上的符篆，訴說著當年三教論道的盛況。

白鹿洞書院的朱漆大門，至今仍回蕩著朱熹與陸九淵“鵝湖之會”的論辯聲。

淳熙二年六月初五，鉛山鵝湖寺的濃云裹挾著江南暑氣沉沉壓向飛檐。浙東呂祖謙策馬驅馳八百里，終將朱熹的紫陽學派與陸九淵的金溪學派邀至這方禪院。《陸九淵年譜》載：“伯恭蓋慮朱陸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而定其所適從。” 白鹿洞書院的山長與象山精舍的主人在此相遇，造就了一場震古爍今的思想碰撞。十日激辯，青磚地痕被往復步履磨出光澤，《宋元學案》謂之“朱陸異同，自此始判”。

當陸九淵揮毫題壁“斯人千古不磨心”，當朱熹歸途舟中刻下“留情傳注翻榛塞”的慨嘆，鵝湖的雨簾已浸透中國哲學的天幕。七百年后，王陽明龍場悟道，心學光芒里仍躍動著鵝湖星火。書院門前殘存的半副石聯“鵝飛天地外”，見證著那場偉大辯論如何突破時空桎梏——當陸九淵的“宇宙即是吾心”與朱熹的“天理流行”在暴雨中激烈碰撞，每一條溪流便蜿蜒著自然的奧妙，每一塊巖石都浸潤著哲思的汁液。

觀音橋畔的“天下第六泉”，則見證了茶圣陸羽與廬山的緣分，他在此品泉論茶，將廬山云霧茶寫入《茶經》，讓自然山水與飲食文化達成了奇妙的和諧。

這種儒釋道兼收并蓄的氣度，正是廬山給予中華文明最珍貴的饋贈。

二、從主權淪喪到救亡圖存的吶喊

李德立，一個來自英國的傳教士。

1886年的冬天，廬山人跡罕至，異常冷清。一天，崎嶇難行的山路上，來了兩個身穿傳教士服裝的人，其中一個就是李德立。

這一年，李德立僅僅攜帶一本世界地圖、一只望遠鏡，一本英國傳教士編寫的《來華指南》，便只身來到中國。1861年，九江被迫成為對外開放口岸，許多西方的冒險家來到中國淘金，李德立也不例外。雖然天氣奇冷，路也不好走，但他絲毫沒有退縮的意思。

到中國尋找商機的李德立敏銳地發現，那個年代長江邊的許多城市每到夏天，就酷熱難耐，瘟疫橫行。許多在華的西方人都希望有一個避暑勝地。就在這個時候，李德立把目光瞄向了鄱陽湖邊的廬山。在這寒冷的冬天，他登臨廬山的目的，竟是要在山上建造一個避暑勝地。

李德立翻山越嶺，尋找理想中的土地。一天，李德立登上廬山牯牛嶺，立即被這里的地理環境吸引。他像往常一樣舉起了望遠鏡，對準遠山勘察。這一次，呈現在望遠鏡里的，是廬山長沖河谷。這里地勢平坦，水源充足，陽光明媚，他覺得在這里建造別墅，將會是人間的天堂。

1895年，李德立選擇對這個地方進行開發。

這個英國傳教士不會想到，他用五百大洋和一紙契約撬動的，不僅是牯嶺的千畝山林，更是近代中國屈辱史的一個縮影。在《牯嶺開辟記》里，他得意地描述著“用西方文明喚醒沉睡的山林”，卻刻意忽略了契約背后的欺詐與強權。當那些紅瓦白墻的別墅在廬山次第崛起，當“牯嶺公司”的旗幟在山巔飄揚，廬山成了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也成了中國主權淪喪的見證。

1928年，胡適登上廬山，在《廬山游記》中感慨：“廬山有三處史跡代表三大趨勢：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大趨勢；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這番話道破了廬山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特殊坐標。

1937 年，周恩來兩上廬山，與國民黨談判國共合作，山風里飄蕩的不再是孤寂的松濤，而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吶喊。

抗戰時期的廬山孤軍，是刻在廬山巖壁上的悲壯詩行。1938 年武漢會戰后，廬山成為孤島，保安團與游擊隊在此堅守九個月，用血肉之軀抵擋日軍的進攻。

如今在太乙村，還能見到當年守軍構筑的戰壕、荒草掩埋下的彈殼、早已銹蝕成歷史的印記。更令人動容的是美國飛行員的故事——1944 年，美軍飛機在鄱陽湖上被擊落，廬山游擊隊冒死營救，將飛行員藏匿在慧日寺，最后輾轉送回后方。這段跨越國界的生死情誼，讓廬山的云霧里多了幾分人性的溫暖。

彼時，當蔣介石在美廬別墅召開軍事會議、宋美齡在牯嶺街舉辦舞會之時，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特約記者白修德在廬山通過自己的采訪和觀察寫下《中國的驚雷》。初到中國，他曾經與《時代》周刊一道將蔣介石包裝成“民族英雄”，因為他覺得這樣做才符合美國的利益。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在這部作品中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迄今為止，共產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整個抗戰時期，該黨用英明的領導不僅抗擊敵軍，保護人民，而且使人民脫離古老的苦難。

白修德“下定決心，要成為第一個將蔣介石政權勢必會土崩瓦解的故事講出來的人”，他感慨，中國共產黨“從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鏈環，以一個弧形的姿態，從東北一直連到了長江流域……他們深入到每個村鎮的下層黑暗中去，用他們的意志，用他們的口號從那里喚起了國民黨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關鍵在于，“共產黨并不曾使用什么魔術，他們只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

此時，這座山早已超越了自然景觀，成為政治角力的舞臺，在雙方看似風云莫測的角逐中，其實勝敗早已昭然。白修德敏銳地觀察著時代的草蛇灰線，在層層迷霧中大膽作出預測：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勝利將屬于中國共產黨。

三、時光永續，穿越千古的文化根脈

廬山，非僅一座山岳，乃是千年光陰流轉中凝成的豐碑。

《廬山歷代詩詞全集》匯集近16300首詩詞，如長江浩浩蕩蕩奔涌不息，每一朵浪花都閃耀著華夏文明的璀璨光芒。太史公在《史記》中那“南登廬山”的寥寥四字，便似初啟文脈的晨鐘，回響不絕。李白五度登臨，其魂靈早已與三疊泉的銀河瀑布相融，所以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浩蕩奇觀；白居易徘徊花徑，尋覓春歸芳蹤，故而有“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佳句；蘇東坡于西林寺壁題寫禪機，留下“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千古玄思；更有毛澤東于指點云海，揮就“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的豪邁。詩人的筆墨，早已鑿穿地理界碑，將廬山升華為浩蕩于時空長河中的精神圖騰。他們筆下的廬山，早已不是地理符號，而是文化坐標。

廬山之奇，在于它承載了文化血脈的奔涌。慧遠駐錫東林寺，創立凈土蓮社，彼時山間繚繞的梵唄清音與經卷幽香，令廬山成為佛光普照的靈境。朱熹興復白鹿洞書院，于此立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治學圭臬，瑯瑯書聲遂如穿谷清風，吹拂千年不散。更令人神往者，是陶淵明歸耕于廬山懷抱，斜川之畔歌詠“臨長流，望曾城”的悠遠閑情。據《陶淵明集》記載，彼時詩人手持羽觴，醉眼觀山水，竟恍然不知天上人間之別。斜川詩境，從此如清泉滲入大地，使廬山南麓水澤從此彌漫著不朽的文學靈思。

今天，文人雅士仍循古意，于斜川畔舉行雅集，手持羽觴臨流賦詩，豈不正應和著《游斜川詩序》中“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的千年邀約？這詩酒風流，穿越了漫漫歲月，依舊在斜川柔波里蕩漾生輝。

廬山，其形勝乃自然造化之偉力，其魂魄是歷代文心共同鑄造的永恒圣殿。當那“一山飛峙大江邊”的磅礴氣勢，化為李白筆下銀河倒瀉的壯麗詩句，化為慧遠手中輕撫的貝葉經文，化為朱熹案頭明滅的燭火，化為今日斜川雅集上清朗的吟誦……廬山便不再是土石草木所聚之山，它早已從大地的脊梁，升華為華夏一柱頂天立地的精神圖騰。

此山此魂，在歷史煙云中屹立不搖，在文脈奔流里愈發巍峨——因為它所承載的，正是我們民族心靈深處那永恒仰望星空、俯察萬類的高度與遼闊。廬山作為千古名山，描述它的詩詞歌賦數不勝數。

廬山嶙峋奇崛的峰巒間，摩崖石刻如星斗散落。每一道斧鑿之痕，皆是先賢在天地巖壁上鐫刻的文明奧秘。

觀音橋畔深澗幽邃，“金井”二字若驚鴻游龍，據《廬山志》載乃書圣王羲之墨跡入石，筆鋒穿透千年煙雨依然吞吐風云。秀峰寺內巨碑巍然，“廬山高”三字如鐘大呂，歐陽修《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手跡在此凝固成永恒的敬仰，其文《贈劉中允歸序》更言明此乃追懷恩師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巍峨人格。太乙峰下“忠孝廉節”四字如雷霆貫谷，赫然昭示儒家精魂已隨朱熹講學之音滲入廬山巖髓。東林古寺的唐代經幢尤令人屏息，《大唐西域記》所載梵文經咒歷千年風霜仍棱角崢嶸，與慧遠大師《念佛三昧詩集序》中“藉芙蓉于中流”的佛光遙相輝映，這石上蓮花，正是天竺智慧在震旦大地上綻放的永恒印記。

如果將目光轉向含鄱口北麓，便會發現另一種文脈正在青翠中綿延。公元1934年，植物學家胡先骕手持《創建廬山森林植物園計劃書》，與秦仁昌踏遍峰壑，在此奠基中國首個亞高山植物園。

在這座植物園里，他們將科學精神引入這片文化圣山。如今園內的“三寶樹”，相傳為慧遠手植的銀杏與柳杉，樹齡已逾1600年，而溫室里培育的廬山云霧茶苗，則延續著陸羽時代的茶香。當科研人員在海拔 1474 米的漢陽峰采集植物標本，他們接續的不僅是科學探索，更是廬山作為“世界文化景觀”的多元內涵。

當王羲之的墨韻在石紋間呼吸，當慧遠手植的銀杏在實驗室煥發新生，當歐陽修的敬仰與植物學家的數據共同滋養這片山野——廬山便顯露出其最深邃的容顏：它不僅是地理的奇觀，更是中華文明將詩情、哲理、信仰、科學熔鑄為不朽山魂的圣殿。

四、永恒之山，在變與不變中守望

廬山的云霧，是最善變的歷史敘述者——

有時，它是慧遠大師講經時的智慧氤氳，慧遠于東林寺結社念佛，《高僧傳》記載其“清泉環階，白云滿室”；有時，它是李德立拓荒時的殖民煙塵，殖民者的雪茄煙霧與山嵐糾纏成屈辱的塵瘴；有時，它是抗戰時期的戰火硝煙，1937年夏，廬山談話會發表《抗戰宣言》，含鄱口奔涌的云濤浸透鐵血硝煙；有時，它是消費時代的迷離霧幔，纜車穿行處，五老峰鐵色山脊始終如古老的青銅鼎彝鎮守蒼穹。

唯有佇立于漢陽峰頂，方能見云海怒卷、山魂錚錚，才會明白廬山的偉大——它既承受著歷史的重壓，又拒絕被歷史定義；它既見證著文明的興衰，又保持著自然的本真。廬山的霧啊，云舒云卷之際，漫漶著華夏文明的萬千氣象。無論如何變幻，云霧下的山脊始終如鐵，堅守著某種永恒的精神品格。

鄱陽湖的潮汐，與廬山的心跳同頻共振——

這片水域滋養了廬山的萬物，也接納了廬山的故事。當枯水期的湖灘露出遠古的河床，那些被水浸泡的樹樁如同歷史的化石，訴說著自然與文明的此消彼長。豐水期的湖面如同巨大的鏡子，映照著廬山的倒影，也映照著人類的命運。這種山水相依的關系，正是中國“天人合一”哲學的最佳詮釋，也是廬山成為世界文化景觀的深層原因。

當暮云在月輪中熔煉銀錠，當夜潮在星斗下吟誦《楚辭》，廬山便顯露出其淳樸的本真：花崗巖書頁間，既銘刻著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菊魂，也回蕩著朱熹“格物致知”的講學聲；云濤深處，既飄散著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的浪漫詩魂》，也沉淀著胡先骕創建植物園的理性星火。在這云水激蕩的宏闊劇場里，華夏文明將佛道玄思、殖民傷痕、抗戰烽煙、科學星火悉數熔鑄，終淬煉成這尊雄峙長江之濱的永恒的廬山精神。

廬山的石頭，記錄著時間的辯證法——

錦繡谷的巖石斷層，展示著億萬年的地質變遷，青白巖層如龍蛇盤踞，據《廬山地質志》載此乃震旦紀至三疊紀10億年沉積而成，那鋸齒狀斷層線中凝固著第四紀冰川的痕跡，恰似造物主以冰刃刻寫的古老銘文。

白鹿洞的石碑，則鐫刻著近千年的文化記憶。朱熹手書《白鹿洞書院揭示》在青石上已沐浴八百載風雨，其“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訓諭，至今仍在摩崖間錚錚回響。當我撫摸著“朱熹手植柏”粗糙的樹皮，當我轉動著東林寺的唐代經幢，我知道，我觸摸到的是時間的肌理，感受到的是變與不變的永恒命題。

鄱陽湖與廬山，是天造地設的文明佳偶。

這片中國最大的淡水湖，滋養了廬山的草木，孕育了獨特的江湖文化。當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上展開決戰，當石達開的太平軍在此與湘軍對峙，當紅軍在湖灘上留下行軍的足跡，廬山始終沉默地見證著這片土地上的鐵血風云。

如今，站在含鄱口遠眺，鄱陽湖如一塊碧藍的綢緞鋪展在群山腳下，而湖灘上覓食的白鶴，正銜來遠古的傳說，將它與廬山的云霧編織成新的故事。

群山如鼓，激蕩著歷史的回響。

群山如問，這是大地撰寫給人間的《天問》。

當地質錘敲響寒武紀的巖層，當拓片紙輕覆朱熹的筆鋒，廬山便顯露出其最深邃的容顏——這尊雄峙長江的巨石，既是時空折疊的檔案館，亦是東西方智慧的結晶體。它用最堅硬的物質，鐫刻最易逝的流光，終將亙古與須臾熔鑄成頂天立地的華夏精神。

廬山，是一部立體的文明史詩。

它告訴我們：真正的文明，既需要與時俱進的創新，也需要堅守本心的定力；既需要海納百川的胸懷，也需要自成一家的品格。

揮別廬山時，正逢一場細雨。雨絲如弦，彈奏著群山的往事。

我想起李渤在白鹿洞讀書的夜晚，想起胡適在牯嶺寫作的清晨，想起無數個像我一樣的匆匆過客，從廬山走過，留下一串腳印，發出一場冥思。轉瞬之間，這些腳印和冥思都被風雨和時光帶走。

匆匆，如何太匆匆。

廬山，從來不屬于任何一個時代，卻包容了所有的時代；廬山，從來不屬于任何一種文化，卻孕育了豐富而復雜的多元文化。

駐足回望，廬山已化作一片朦朧的剪影，如同中華文明的一個隱喻：在清晰與模糊之間，在具體與抽象之際，在真實和幻象之間，抑或——在遠與近、高與低、你與我之間，永恒地矗立著，等待下一個千年的解讀。

【作者簡介：李舫，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曾獲魯迅文學獎，多次獲得中國新聞獎。作品散見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文學》《十月》《鐘山》等報刊。代表作有《春秋時代的春與秋》《在火中生蓮》《沉淪的圣殿》《泊中的永恒》《千古斯文道場》等。編、譯、著作四十余部，出版著作有《魔鬼的契約》《在響雷中炸響》《紙上乾坤》《自在心靈》等。】